本报采访团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青委会代表座谈。

吴子勇将军为汕头经济特区题词。

笔杆子很硬的吴子勇对军制学的研究是位行家，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制部的头衔让人对这位少将级的人物肃然起敬，34年的枪杆子生涯练就了他浑身的军人气概。不过，当人们对这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书生怎会当上个武生有些疑惑时，吴将军却笑哈哈地说，这纯粹是历史的选择，但我无怨无悔。他经常出现在一群激情四射的北京潮青里，与年轻人在一起，将军说他年轻了10岁。无论走到了哪里，梦里故乡，心涛依旧。他说，还是家乡汕头最好——

思乡之情何时何地

难以割舍

《汕头日报》：您一讲起家乡汕头，就很激动，看得出您对家乡的那份真情。能给我们谈谈您的故事吗？

吴子勇：每个人都有家乡，都热爱自己的家乡。这种感情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是难以忘怀的。

我1943年出生，在澳头村长大。小时候家里很穷。10岁那年，父亲过世。母亲一人把我们兄妹三人拉扯大。初中时候，我来到了汕头市第二中学读书。那时家里已无力负担我的学习费用，幸好同班同学陈洽和把我接到家中食宿，并申请到学校的助学金，是每月8.5元，才得以继续读完初中。后来，我考上了金山中学。因为学习成绩优异，我申请到每月12.5元的助学金。1962年，我以作文高分、俄语满分的高考成绩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在大学，又申请到了每月19.5元的助学金。可以说，我的学业全靠助学金的培养，是人民用乳汁把我养大。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立志要用我的全部知识来报答党恩，为人民服务。

自1962年离开家乡至今，我只回过家乡4次。我记得，澳头的海鲜很好吃，有海鲜大排档一条街，就在海湾大桥过去一点。去年，第六届国际潮青会在汕头召开，我还去那里转了一下。想起来还真有点嘴馋。我想，人老了，总要叶落归根。我在北京前后呆了31年，在山西野战部队呆了18年。近50年的游子生涯，无论走到哪里，总是觉得家乡最好！

一个人贵在有理想信念

并始终坚守

《汕头日报》：读文学的却跑到部队去了，确是一个很大的角色转变。三十四年的军旅生涯，应该给您的人生带来很多收获吧？

吴子勇：从北大毕业到部队，这是历史的选择。这一选择我无怨无悔。

是部队培养了我。部队的大熔炉让我懂得如何坚守理想和信念，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一个人确立理想和信念容易，但要把这贯穿到一生的生活工作中，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却不是容易的事。因为，这一过程，会遇上很多意想不到的困境，要面对很多干扰和困惑。

在北大，我经常参加系里的五四文学社活动，撰写诗歌和散文，我被举荐担任了近两年的北大校刊编辑。可意想不到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的人生征程，让我踏上了军旅。文革中，我因议论当时的时局，随手画了一张形势图，就被作为恶毒攻击中央文革的铁证戴上了反革命嫌疑的帽子，受到批判。1968年8月，因文革而推迟了一年的毕业分配终于到来，我被分配到部队接受再教育，到了山西大同市郊区的解放军某部炮兵团农场。在那里受训1年后，又被所在部队挑选留队。就这样，我开始了34年的军旅生涯。

部队官兵们

管我叫教授

《汕头日报》：曾经沧海难为水。有坎坷，也有收获。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一直走下去，是吧？

吴子勇：是的。那时候的人都很单纯。党需要我，我就要干好。我一心把自己在大学学到的知识用到部队工作上。

我被分配到部队最基层的机关——团政治处宣传股当干事后，便全身心投入工作，主要负责新闻报道、政治教育、调查研究、经验总结等方面工作，一干就是6年。这期间，我满怀对党的忠诚，多次递交的入党申请书，都因那个反革命嫌疑而搁浅。但我没有丧失信念，没有放弃追求。我始终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我通过我的能力证明，赢得了全团官兵的尊重，大家都喊我教授。

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1月，我被调到军政治部宣传处工作，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我连续3年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嘉奖；1981年3月、1983年4月，先后被任命为军宣传处副处长、处长。1985年9月至1986年7月被选送解放军政治学院大专毕业干部专修班深造。1986年12月调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工作。

一个人的价值

在于贡献自己

《汕头日报》：这么多年走来，您有什么人生感悟与我们分享吗？

吴子勇：其实，这个过程我曾经彷徨过、犹豫过，甚至有过挂冠还乡的念头，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人们对他的态度，而在于贡献自己。在荆棘载途的人生路上，许多事情都需要唯物辩证思考，需要坚定信念，需要不断调整。当你把自己的辛勤劳动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时，你就会获得真正的人生。这听起来并没有多么高深的思想，但它不是空话。

《汕头日报》：谈谈您对军制研究的一些工作成果。

吴子勇：一丝不苟、求真求实，是我一向所追求的治学风格。我对经手的课题和作品都要经过逐句逐字的认真推敲斟酌。为研究一些学术问题，很多时候都成了夜猫子。

刚到军制部不久，我参加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战争动员学》专著的编写工作，担任课题组副组长，除组织研究设计全书框架外，还负责其中4章的撰写任务。我撰写的《我国上古时代战争动员的几个问题》，首次涉猎我国战争动员发展史，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还有，撰写《简论国防动员》，紧密联系现实国防建设的需要，系统地论述了国防动员理论。

人生总喜欢开玩笑。有一年，突如其来的病疾把我累垮了，家里人十分担心。但我想，没有过不去的坎。可能这就是部队锻炼出来的吧，我始终用坚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对待疾患，住院1个多月，居然趴在病榻上抄完了一部10多万字的书稿。手术非常成功，后来我又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能够继续从事军事科研。

1993年4月，我被调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正师职），1998年7月调回军制部当副部长（副军职）。在这两个领导岗位上，我给自己定下的指标就是八个字，叫做完成任务，带好队伍。对科研工作当然还要刻苦、严谨、求实；在领导工作中则严格要求自己，诚恳待人，努力营造宽松、团结、积极向上的内部环境。说到工作成果，现在也搞不清有多少，除了组织和参与多项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现实课题研究外，稍为值得一提的成果有《当前战争动员理论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安史之乱与唐代中衰》、《郑和七下西洋的军事意义》等学术论文数十篇，并担任研究生教材《战争动员学教程》主编、《国民经济动员立法研究》等课题负责人。此外，还主编有系列纪实文学作品《世纪抉择》，与人合著有古代兵书《翠微北征录浅说》、中学历史教科书《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等。1997年被国家语委评选为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工作者。

汕头发展思路很好

关键抓落实

《汕头日报》：汕头的发展您一直很关注。今年5月份开始，特区扩大到全市，汕头又面临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这也是我们此行来京采访的主要内容之一，您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吗？

吴子勇：我对经济工作是一窍不通。如果有一点建议，那也是读《汕头日报》得来的一些想法。首先是敢于承认差距，其次是要迎头赶上。怎么赶？目前汕头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一市两制、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矛盾。还有就是精神状态问题，似乎闯劲不足，该试的不敢去试。我看了《汕头日报》的报道，汕头特区扩围后，市委、市政府深刻地承认差距、反省自我，提出了特区扩围后如何赶超进位的具体措施和思路。我觉得市委、市政府十分务实，提出的思路很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关键是赶快行动，抓落实。

能为家乡办点事

是最大愿望

《汕头日报》：我们看到，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成立时，您就加入了，担任两届顾问。去年，您担任副会长，为什么乐此不疲呢？

吴子勇：担任副会长没什么好处，唯一的就是能为家乡办点事。我觉得做好联谊会工作，协助青委会把潮青工作做好了，给在京的潮汕青年人搭建一个沟通、联系的平台，为他们在京发展解决一些问题，使他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更快，从而推动潮青事业的发展，就是我最大的愿望，我愿意这么一直做下去。只要是家乡的事，我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