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又名地瓜，是潮州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明何镜山写有《番薯颂》曰：“不需天泽，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佐五谷，能助仁者也；可以粉，可以酒，可祭可宾，能助礼者也；茎叶皆无可弃，其值甚轻，其饱易充，能助俭者也；耄耋食之，不患哽噎，能养老者也；童稚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行道鬻乞之人食之，能平等者也；下至鸡犬，能及物者也；所以助其惠而诸德备焉。”歌颂了番薯的诸多优点，强调了种植番薯之利，明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甘薯》中说：“(种薯)胜种谷二十倍!”引进薯苗，推广种植，既解决了百姓的粮食问题，又能省下种粮食良田改种经济作物，发展商品经济。这对明清时期潮州地区乃至江南各省的民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据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记载，番薯传入的史实是：作者的六世祖陈振龙经常来往于福建与吕宋(菲律宾)经商，见吕宋番薯“被野连山，不待种植，夷人率取食之。”觉得很有价值。恰好其子陈经纶是福建巡抚金学曾的幕僚，当金学曾向幕僚征求赈灾办法时，陈经纶转述其父觉得番薯可以疗饥的看法。金学曾于是决定派陈振龙前往购买薯苗。陈振龙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献上带回的薯苗。金学曾马上命令在漳州插种，接着又多次下令推广。潮州毗邻漳州，是最早种植番薯的地区之一。福建百姓取得种植番薯的巨大效益。后世遂尊称金学曾为番薯公，设祠祭祀，故番薯也称金薯。

　　有些学者认为在南宋时潮州已有番薯。传说民妇摘薯叶做成“护国菜”，让宋帝m充饥，且《天工开物》、《南方草木状》等古籍对甘薯早有记载。此说欠妥。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七《草语・薯》载：“番薯近自吕宋来，植最易……子瞻(苏东坡)称海中人多寿百岁，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薯。番薯味尤甘，惜子瞻未之见也。”指明苏公所见甘薯不是番薯。另据《辞海》“甘薯”条解释：“古籍所载的甘薯，当非番薯。经我国农学家丁颖等的考证，应为薯蓣科的甜薯。”可知番薯乃是从“番”邦引进的优良新“薯”种。

　　番薯的引进，使明清时期东南沿海日益严重的人口危机得以缓解，百姓粮食问题基本得以解决，潮州自明至清已是人烟稠密的发达地区。《潮州志》载：“嘉靖三十年(1552年)潮州府有91082户，525154人，至清嘉庆二十三年(1819年)104万人。清末达300多万人。”《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谷》载：“东粤(广东)少谷，恒仰资于西粤(广西)。”潮州也不例外，是缺粮大户。由于番薯不争地，山坡旱园、海边沙田均可种植。产量又高，通常每亩可收五千多斤，这就解决了众多人口的口粮问题。

　　清施鸿保《闽杂记》载：“闽粤沿海田园栽种(番薯)甚广，农民咸籍以为半岁粮。”歉年，番薯的作用更大。清吴震方《岭南杂记》载：“甘薯在粤中处处种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粤中米价踊贵，赖此以活。”

　　番薯的引进，对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就潮州地区来说，它有助于甘蔗等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因番薯可充半岁粮，原来的稻田就有一半可改种甘蔗。清代前期，潮州迅速发展为蔗糖的主要生产基地。雍正《揭阳县志》卷四《物产》载：每年收甘蔗后，蔗农以“牛车绞出蔗汁，炼成乌糖，”商人大量收购乌糖，经再加工制成砂糖、白糖后，“以海船贩吴越间，获利甚溥。”到光绪十四年修续志时，揭阳已大面积种植甘蔗，盛产白糖。《揭阳县正续志》载：“棉湖所出者白而香，江苏人重之。今栽种益繁，每年运出之糖包多至数十万，遂为出口货物之一大宗。潮虽处处有之，揭实独专其利云。”嘉庆《澄海县志》卷十九《生计》载：澄海商人到处收购蔗糖，“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一来一往，获利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嘉庆《潮阳县志》卷十一《物产》也载：“黄糖、白糖皆竹蔗所榨，商舶装往嘉、松、苏州易布及棉花。”清潮阳知县李文藻有诗：“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脚下赤寮边，到冬装往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现代学者刘正刚在《话说粤商》中论证说：“明清时期，潮州商人基本垄断了江南糖市。”(第22页)这是潮州引种番薯而使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成果。

　　番薯于人“功莫大焉”，理应大颂特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