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潮汕文化 传播民族影音 振兴潮汕艺术 凝聚民族精神
近日，刚刚退休的杨伯终于有时间好好摆弄下那套老胶卷相机了，拿着儿子专门从网上买的几筒胶卷，老人家来到市区中山公园对着菊花“创作”了好几个上午。然而，当他准备冲洗照片时，却在市区找了四五家冲印店竟然没有一家能冲洗胶片，这不免让杨伯颇感意外。
记者随后在市区进行了走访，果然发现大多数冲印店都已不再承接胶片相关的冲印业务，最后虽在中山路勉强找到一家可以冲洗照片的冲印店，但价钱却比普通数码冲印要高出许多，而且冲洗一卷胶卷竟然要等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店员坦言，现在每个月最多也就一两个人来冲胶卷，而且冲洗胶片得专门去调制药水，由于冲洗的量太少造成成本太高，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把需要冲洗的胶卷送到别的地方进行冲洗，因为要凑够量才能一起冲洗，所以他们也没把握照片多长时间可以交付。
“老摄影”曾经红极一时
一番走访后记者发现，由于受到数码技术的冲击，汕头的冲印行业早已是日渐式微成了夕阳产业。李兄可说是汕头冲印业内的老前辈，他不仅年轻时就已是业内知名的冲印师傅，而且他所经营的冲印店在汕头冲印业鼎盛时期也可以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气”标杆店。所以说起汕头冲印业的兴衰浮沉，李兄可谓是如数家珍。李兄介绍，汕头的彩色冲印大概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公元冲印”、“图片社”、“特区冲印”、“南海冲印”等一批冲印店的出现，使汕头人的相片告别了“灰色世界”。而随后短短数年，汕头的冲印业更是进入了公认的鼎盛时期，“天虹”、“好彩”、“大华”等冲印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介绍，当时单是市区的冲印机就多达近五十台套，许多冲印店的业务范围都辐射到潮州、揭阳、汕尾等周边各市，甚至福建诏安县都有照像铺送胶卷到汕头进行冲洗。
说起当年的火爆生意，李兄感慨万千。他介绍，当时一卷普通胶卷要二三十元，除了冲卷费两三元，洗一张普通照片的价格要将近一块钱，普通家庭“享受”一筒胶卷大概就得花费五六十元，但这样的“高消费”并不妨碍人们的摄影热情。李兄说，当时每逢春节、国庆等节假日，他的小店时常会出现里三层外三层等着拿相片的市民。由于口碑好，许多周边地区的相馆也专门将拍摄好的胶卷由专人送到汕头找李兄冲洗，而每当这个时候，李兄店里的员工和设备即便都开足了马力也难以应付那潮涌而来的胶卷。李兄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的春节，他店里的设备足足有半个月的时间没办法关机，三个冲印师傅每天都是通宵达旦轮番上阵，但即便如此仍难干完当天收揽的业务，一些从外地赶来汕头送洗相片的老主顾还不得不在他小店附近找旅馆住下，只等着拿到照片后赶紧坐班车回去“交差”。
数码摄影“逼走”传统冲印
记者走访中发现，上世纪90年代是业内公认的汕头冲印业的黄金时期。据了解，虽然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汕头市面就开始出现数码相机，但那时的数码相机大多仅有几十万像素的水平，而且价格不菲，所以根本无法撼动胶卷相机的地位。但随着数码相机像素迅速提升，数码相机的优势便逐渐凸显。“使用胶片相机拍摄，首先得买胶卷，拍完后又得冲印出来才能看到效果，时间长。成本高，不如数码相机，数码相机不需要胶卷，拍的照片不满意可以删掉重拍，优势显而易见……”市区一家影楼的摄影师小佳向记者这样表达他的见解。正是在数码相机的挤压下，从本世纪初开始，传统冲印业开始出现下坡，许多冲印店的老板开始还自我安慰地认为，原有胶卷相机市场拥有量那么大，不管怎样不可能几年间就把胶卷冲印给淘汰。“至少也要二三十年吧!”这是那时不少老板的“预测”。
然而，事实却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胶卷冲印就几乎被完全挤出了市场。残忍的现实来得那么快，以致许多冲印店还未来得及转行就不得不选择关门停业。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最近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汕头市区市面上的冲印设备就从原来的近五十台套一下子“蒸发”掉四十台套左右，许多经营者甚至还没缓过神来手中的设备便已成了破铜烂铁，有的经营者当年五六十万元购买的设备到最后只能二三千元当废品给处理掉。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虽说现在胶卷冲洗的需求锐减，但还是有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摄影爱好者愿意摆弄那些老相机，当然，其中有不少则是和本文开头提到的杨伯一样，怀着对那套老相机的不舍，许多人当初买相机时都花费了几千上万块钱，舍不得丢掉，所以这些人也便几乎成了胶卷相机仅存的“铁粉”。当然，也有摄影者认为，胶卷照片看上去比数码照片更具有质感、立体感。其实，在记者看来，他们当中更多是用把玩古董的心态操持着胶卷相机，因为这胶卷里带有那一个时代的印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冲印店里的“记者之家”
其实，许多记者和冲印店还有着一段用胶卷连结起来的特殊感情。在胶卷年代，报社记者所拍摄的新闻图片都得先通过冲印店洗成照片，然后再扫描、再上电脑排版印刷发行。可以说，记者在完成采访拍完照片后，首先不是回报社，而是直奔冲印店冲洗相片，对于许多摄影记者来说，有时一天泡在冲印店的时间甚至比在单位的时间还长，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工作关系，一些冲印店便几乎成了“记者之家”。
位于市区金新路的金新冲印店，由于老板为人随和技术又好，所以这里便成了许多记者冲洗照片的选择。都说商人重利，但这帮记者大多不是什么有钱的主儿，不但生意没给招乎多少，还时常会给老板出一些难题，如哪张照片密度洗浅了要加深，哪张密度又洗深了要将调浅一点，这样一个来回就得花费老板不少的人工和成本，但老板却从不计较，甚至经常为了帮记者省点胶卷，自己跑到暗房将记者相机里还没照完的胶卷剪出已拍摄的底片，剩下的部分则留着记者下次采访再用。而最让记者们过意不去的是，每逢夜间有什么大活动或突发新闻，冲印店往往要开着机器等到记者冲印完相片才能打烊，而这样的情况几乎是每月都有，而且有时一等就要到凌晨时分，记者们虽都颇感歉意，却又无以为报，倒是老板一句“发稿要紧”让人心头一阵温暖。
老板乐将店铺给记者们当“家”，记者们好像也个个成了“自来熟”，等照片的空闲时刻，茶水是少不了的，和老板聊下天有时也有不少的收获，毕竟这里每天有那么多的记者进出，各种渠道汇集而来的“正道消息””和“小道消息”让老板几乎成了一棵“消息树”，这在那个网络还不太发达的年代可是个难得的“新闻交流平台”。虽然数码相机的出现对记者们来说是一个“解放”，但每每想起冲印店那个“记者之家”，心头又不免对胶卷产生了一种难忘的怀念。
本报记者 林鹏 林子海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