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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到无,过暹罗”――潮汕俗语反映潮人“过番”史

     严格来说,潮人过番也应该是一种移民,但因为潮人过番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因此另立一节,专文叙述。潮汕地区是个著名的侨乡,现在的潮汕本土人口不过1000万人左右,而在世界各地的潮籍华侨、华人已近1000万人。但是,过去移民海外和今天的移民迥然不同。潮汕海外移民,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宋元时期的移民、明代移民、清代移民和近代移民。可以说,每个移民期的来临,都有它的历史原因。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十分活跃,朝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鼓励加强海外贸易活动,一方面招引外商来华贸易,另一方面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潮汕地区濒临大海,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潮人参加这样的贸易活动,甚至外迁居住是必然之事。当宋元易代之际,潮汕地区经历了近20年的兵祸。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元军由著名将领唆都率领进攻潮州城,潮城知州马发率领士兵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潮州城破之后,元兵进行报复性的屠杀,潮州俗语“d存三家人”记录了这一灭绝人寰的历史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潮人纷纷流亡海外。特别是到了番邦之后,南洋国家政府对华商诸多优待,让这些流亡的人有一种扎根彼地的感情,于是慢慢地在那里成家立业,逐渐融人当地社会。
    明代初期,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厉行“海禁”,洪武四年(1371年)首先颁布禁海命令,洪武十四年(1381)再次下令“禁滨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并在沿海一带设置城寨卫所,派兵防守,对敢于出海“通番”贸易者实行严厉打击,使明初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受到很大打击。这种海禁政策,一直到嘉靖年间都没有宽弛。这个时候,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状态,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沿海商人为了追求巨大利润,从事私人海上贸易相当频繁,并且慢慢地形成较大的规模。这种私人贸易无疑是与政策相抵触的,统治阶层加大对海上贸易活动的打击,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不得不移民海外,定居海外。
    第三个阶段是清朝统一中国之初,为了巩固政权,不仅完全继承了明朝的海禁政策,而且发展为更系统的闭关锁国政策。特别是对广东沿海地区:“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禁”。为了对付郑成功反清力量,顺治十七年(1660)九月,实施“迁界”令,强迫沿海地区内徙30~50里,并将沿海村镇夷为平地。康熙元年,潮汕的澄海、饶平一带被勒令内迁50里,“既迁之后,不许出界耕种,不许复出界外盖屋居住,如有故犯,俱以逆贼处斩”。康熙元年至五年,接连的三次迁界,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潮汕俗语“(讠别)字掠无蟛蜞”,是在迁界期间产生,迁界之后如果出界捕捞的,“俱以逆贼处斩”,那些看得懂的看得胆颤心惊,不敢越边界半步,那些看不懂的,“白纸黑字,你(讠别)我,我唔(讠别)伊”,照常越界捕些鱼虾蟛蜞,勉强度日。这句话现在引申为循规蹈矩的人反办不好事情,可以算是一种黑色幽默吧。
    康熙二十三年,海禁政策放松了。这个时候澄海境内的樟林港已初步形成,出入其间的红头船为潮人飘洋过海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提起红头船,这是明清时代出入中国南海一带许许多多木制帆船中的一种。雍正元年(1723)清廷为了便于对各省商船、渔船进行审批、登记、发牌,规定各省商船在船体两端头尾部位和大桅上半截用漆油涂上各种不同的颜色,按规定,广东船舶涂的是红色油漆,称为红头船。红头船的船体大、载重量也大,一般每艘载垂自数十吨至二百余吨不等,红头船的出现,承负着拓展海外交通,促进国际贸易和产品开发以及繁荣地方经济的重任。
    樟林港的繁荣是因原先的渔业港转变为商业港。乾隆七年 (1742)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两次经政府批准,共建铺屋114间,组成六条街道,外有六个村社环绕,称“八街六社”,樟林的《游火帝歌》描写了当时的繁荣。建于嘉庆年问的新兴街,全长近200米,由54间货栈组成,全部货栈楼房以巨楹厚板为料,足以承载大量货物。
    有了红头船,有了便于出海的工具,有了樟林港,方便了出海。但“长安虽好,不如故居”,这是中国人共同的心态,为什么独有潮汕人敢于冒险,闯荡茫茫的海面,到海外谋取生计呢?
    潮汕俗语“荡到无,过暹罗”,真实地反映了潮汕人过番的历史原因。清朝嘉庆、道光以后国力逐渐衰落,潮汕在清朝时,随着人口增长,已经从唐宋时的地旷人稀,逐渐变为人多地少,谋生艰难。加上明清两朝长期实行海禁,明末清初的战乱又延及潮汕。因此,潮汕许多地方的粮食无法自给,许多农民渔民难得温饱,生活极其困苦。据乾隆《潮州府志》记述,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潮汕各县发生涝、风、蝗(虫)、瘟疫、地震等灾难248次,平均每年两次,以致“鬻妻弃子,饿殍载道,甚至寻死者、迁徙者十之八焉”。那些到南洋一带谋生的人,来到樟林,带上一些不易变质的干粮,乘上了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俗语说:“无可奈何舂甜@”就是描写了这种过洋的状况。在过去。甜@是一种稀罕的食品;要等到逢年过节才春上一点来祭祀祖先或者神祗。平时是绝对看不到一点甜@的。因为每次过洋,如果是顺风顺水,行程需一二十日。如果碰上风浪,则需要一个多月的行程,因此必须多带一些干粮,甜@不易变质,所以,过洋的人才准备甜@,但此举实在是无可奈何。斯金纳的《泰国华侨社会吏的分析》提到:“大量运载他们的帆船,令人想起了载运非洲奴隶的情况。甲板上堆满了人,这些可怜虫日夜暴露在恶劣的天气下,毫无蔽身之所,因为船的下层装满了货物,他们的粮食和有限的水。”
    在潮汕民谣中,有不少就是反映这种生活现实的。如“一溪目汁一船人,―条浴布去过番。钱银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大船驶过七洲洋,回头不见我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回寒窑?”这些民谣充分反映了向海外移民者的心态,也反映了海外移民的艰辛。
    第四个阶段是近代移民。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加快,相应加紧了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和商品倾销。东南亚锡矿开采,橡胶园的开辟,北美、澳洲、南非的金矿开采和铁路建设,南美洲种植园的拓展等都需要大量劳力。而这时候,潮汕地区人多地少.灾害频繁,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自然而然,他们便移民海外。
    还有一种作为“猪仔”被掠夺的华工,更是充满辛酸。潮汕俗语说“日里窟,会得入,(不会)得出”。反映的就是华工悲惨的生活。19世纪末,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在潮汕掠夺华工后,英国的主要运送到英属的新加坡和槟榔屿,再转运到东南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北婆罗洲等地,开垦甘蔗、橡胶等大种植园和矿山。荷兰主要将华工运送到印尼的日里。这些掠夺华工的活动是十分不人道的。大海茫茫,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加上船主害怕工人造反,把人关在底舱,场地狭窄,难以容身,常常因疾病、饥饿和缺水而大量死亡。根据徐艺圃的《汕头地区早期华工出洋概论》:“据估计,从1852年到1858年从汕头掠运出洋的苦力,共有4万人。而在这6年中,妈屿岛就有8000名苦力死亡,弃尸海滩,无人过问,占运出苦力总数的20%。”
    即使这些契约华工在运载的过程中死里逃生,到了目的地之后,被送进大种植园或矿山作苦丁,所遭受的压迫、剥削和虐待,同样是苦不堪言,每天在工头的皮鞭监督下,要劳动 18个小时以上,所得工钱又只能维持一个人一天的基本生活,生活十分凄苦,很多人没多久便死了。再者,殖民主义者又开妓院、设赌馆,百般引诱,使不少人因染上恶习而借债度日,这样又要卖身抵债,永远也难以回归故里。因此,在潮汕歌谣中,有不少就是反映这种心态的:  “人在外洋心在家,少年妻子一枝花。家中父母年已老,身中无钱又想回。”过番人在大洋的另一方是如此艰难地生活着,举目无亲,当地居民又虎视眈眈,所谓“人地生疏,番仔擎刀”。
    而在家的亲人又是如此的“望眼欲穿”。这种思念,潮汕人生动地形容为“惨过在等出外翁”。“出外”就是“过番”,“翁”就是丈夫。那些出门在外的人,能较快攒积一些钱回家省亲的,只是少数。有的“番客”在外几十年才能回家一趟,有的一辈子抛下妻儿,不再回来,对于那些在家苦等,上要赡养父母,下要抚养儿女的妇女来说,过的是什么日子便可想而知。民谣唱道:“前世无身修,嫁着儿婿到外洲。去时小生弟(长得年轻漂亮,像戏台上的小生一样),返时留白须。”一首催人泪下的《十二月思君歌》,更是道尽苦等丈夫回家的心曲:“……二月惊蛰是春分,夜昏早起想着君;茶饭半点全(不会)食,想着我君心头酸。听着隔房人成双,孤身帐内无人言,使妾有话无人欤粗问笔峭俊脑铝⑾氖侨忍欤蚩淠一皇钜拢换簧鲜钜滦拿ζ龋患啦患痢!被褂幸皇住墩滤季谕夥健罚骸罢滤季谕夥剑跃ズ笮耐匪幔蛔跃ズ笙嗨疾。嗨疾≈兀ú换幔┞浯病6滤季醵H杖账季餐钒椋蛔跃ズ笙嗨疾。嗨疾≈兀ú换幔┫瓷溃蝗虑迕饔攴追祝飞闲腥顺纱笕海蝗巳松股仙饺ィ砑依窗莘亍K脑铝⑾娜胀烦ぃド砟镟畋峭匪幔凰几杆寄赣惺焙颍季夹龈疃铣ΑN逶鲁跷灏橇新喙哪址追祝淮反蚬谋鹑诵觯猜佣姹鹑司!背鲅竽鄙娜耍窃渡嬷匮螅ど弦黄耆吧耐恋兀堑哪康木褪悄芄蛔揭恍┣幕丶依镅一羁凇3鄙撬子锕槟晌胺锨粕礁!薄6殴鸱嫉摹冻鄙乔扰范哉庵窒窒蠼芯俚母爬ǎ衔馐牵骸霸鹞夼源胄陌怖淼们阈焙托睦硗埂薄3鲅竽鄙娜耍搅艘斓兀话愣际谴邮碌筒愦蔚睦投杖虢系停罹晨龃蠖嗖患眩械幕瓜嗟崩选H缢窃谇扰刑鞠⒌摹靶星槔渎洌氩环蟪觥薄吧桃档虮危±廾拧薄白笾в溢萍枘选薄词褂錾戏缋曰鸷担味矗醣艺堑惹榭觯且蚕敕缴璺ǎ蝗眉依锏娜擞卸〉愕挠锹恰H绯鄙歉枰ァ缎幕呕拧罚骸啊仙嚼醋龉ぃ渎”F桨病S昀雌蛴晡郑粘銎蛉掌亍K娲笊艰欤魅展惨梗μ湮甯コ逶。宓皆±词窃跎?海来相阻隔,(不会)得唐山我奴来拍抨。信一封,银二元,叫奴刻苦勿愁烦;囝儿着扶持,教伊勿赌钱,田园着力作,猪仔着力饲。等到我赚有钱,紧紧回家来团圆。”但是国内家属对海外亲人,却甚少顾及他们的种种艰辛,而是把这种依赖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这种需求远远超出了及时寄来,有时候还会有怨言。因此,人们对这种现象,感慨地说这是“番畔钱银唐山福”。对这种现象,杜桂芳在《潮汕侨批》将其归纳为几个原因:其一是血缘宗法的约束,其二是宗亲义务,其三是现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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