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究潮剧的起源，最迟可以追溯到宋元南戏。它是南戏传入潮州以后与潮州的本土文化相交融而逐渐生成的。南宋时期流行于东南沿海的南戏，起码在明代初期便已传入潮州，明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年间在潮州演出已甚盛行。198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明代潮州五种戏文：即1958年在揭阳县渔湖明墓出土的抄本《蔡伯皆》，1975年在潮安县凤塘明墓出土的写本《刘必希必金钗记》，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陆续找回流落于外国的刻本《荔镜记》(附《颜臣》)、《金花女》(附《苏六娘》)、《乡谈荔枝记》。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潮剧渊源和历史生成的珍贵资料。明正德七年(1512年)潮州戏文写本《刘必希必金钗记》和嘉靖(1522-1566年)年间潮州戏文抄本《蔡伯皆》，是早期南戏《刘文龙》和《琵琶记》在潮州的演出本。其唱段说白、语言结构、曲牌名称和表演形式都保留着早期南戏的原貌。只是当时戏班有本地艺人参加，观众又以本地居民为主，因此演唱时便入乡随俗，在正宗的中州官话中夹杂，少许本地方言，逐渐出现一些“土风声调”。这种情况既体现了南戏剧目资源共享的特征，同时也很清楚表明当时南戏在潮州不断演出，便渐渐使其趋向本地化，为潮剧的最终形成孕育血缘关系并奠定了基础。明代中叶，潮州民间戏剧音乐活动日臻繁盛，特别是迎神赛会期间，新声度曲，傅粉嬉游，更是成为大众寻乐娱情的行为，而以“土音”搬演南戏也靡然向风，“凡乡社演剧多者相夸耀”。这期间，由于南戏在潮州演出，经常受到本地民情风俗的影响，戏班为了更好适应本地居民的审美情趣和接受心理，又都竞相采用本地方言，使演唱逐步由原来以正宗中州官话为主夹杂土音声调，发展成以潮州方言为主夹杂正宗官话，这种“音随地改”、“易调而歌”的情况，便大大加速了语言音韵和声腔曲调的地方化。与此同时，还先后出现了《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中所收《荔镜记》、《金花女》、《苏六娘》等一些取材于潮州民间故事传说的剧目，这些虽都继续保留南戏曲牌连缀体制，但已基本上使用潮州方言演唱，声腔、音乐也逐渐嬗变而形成“自性”，直接标明“潮腔”、“潮调”。因此明代中期，一个具有独特声腔和完整表演形式的新兴剧种，即明代的潮剧，便在潮汕这片土地上开始形成。
    潮州音乐的渊源，所知比潮剧还要久远。唐永隆年（680年），“开漳圣王”陈元光以乐、武治化潮泉，其时“秦箫次引凤，邹律奏生春，缥缈纤歌歇，婆娑妙舞神”的宴乐歌痒活动，便为中原古乐文化进入潮州打开了大门。唐玄宗汗元(713―741年)年间，潮州城建开元寺，中原燕乐、法曲又随之传入潮州。唐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任潮州刺史期间，倡文教，兴庠序，潮州的音乐演奏活动更是日益盛行，其时“潮之大成乐……他郡所无者”。宋、明以降，潮州历代在外为官的名儒，以及先后入潮供职的官宦、乐师、僧侣，他们又再分别把包括音乐在内的中原文化带进潮州，传授于民间，这对潮州音乐的形成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潮州弦诗乐及潮阳笛套音乐，至今依然保留着唐宋古乐的不少名曲。唐宋时期宫廷圆融、方正、婉约、典雅的大曲，现在也同样可从潮州弦诗乐《十大套》、潮阳笛套古乐《大四门》等传统套曲中窥见其规制和风韵。潮州音乐以五声音阶为主体，间以六声、七声音阶的五度相生的曲调频率，又可从唐宋古乐的“奉五音”找到它的痕迹。潮州音乐的基本调式、板式，以及演奏时所用的多种催奏方法，据说也与唐宋音乐的古调式和演奏程式、方法有一定关系，有的甚至是其演化而来。潮乐的“一音多韵”和“做句加花”的演奏技巧，更是明显保留着唐宋古乐“其声多二变”的特点。还有潮州音乐最古老的谱式“二四谱”，相传则是元代以前脱胎于古筝、琴谱，并且一直以潮州方言记读，这就更加说明潮州音乐与中原古乐之间的关系密切。所以潮州音乐被有些专家、学者誉为“中原古韵”、“华夏正声”，显见其渊源久远。学界普遍认为它源于唐，兴于宋，形成于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