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山书院的史册上，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颇值得关注。是年，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志士、卓越的政治家和诗人丘逢甲在书院任主讲。
　　 前此八年，丘逢甲二十六岁晋京会试，中进士并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但他无意仕途，到署后即以亲老告归。当时，适逢首任台抚刘铭传大刀阔斧办新政，修铁路、办电报、开医院。丘氏办教育予以配合。他慨括帖之无用，定阅日本、香港出版物，引导学生关心时事、阅读报章，吸收新知识以广见闻。他的举措得到社会认可，从回台之初任台中衡文书院主讲，稍后兼任台南罗山书院主讲，又再兼嘉义崇文书院山长，可为证明。
　　 经过甲午战争、割台事件，丘氏率义军在新竹与日军血战二十余昼夜，终因弹尽饷绝告败。奉亲内渡，返回祖籍镇平。行装甫卸，征尘未拂，就遭到土豪劣绅的排挤、诬陷，加上“归国降人谤义师”，他不得不赴省城寻求支持。当时广东巡抚许振炜感公义烈，会同丘氏举进士之座师廖寿恒会奏经过，本望朝廷予以任用。可能朝廷怕启用义军将领招忌日人，只颁旨令其“归籍海阳”。
　　 光绪二十三年(1897)，潮州知府李士彬敦请丘逢甲主讲韩山书院。这件事肯定由许振炜玉成的，丘居潮数载，李士彬始终礼遇有加。
　　 丘逢甲一到书院就栽松树，并写下著名的七绝组诗《韩山书院新栽小松》四首，其中两首：
　　 郁郁贞蕤夜拂霜，十年预计比人长。
　　 要从韩木凋零后，留取清阴覆讲堂。
　　 森森高节自分明，莫学胥涛作愤声。
　　 大厦将倾支不易，栋梁材好惜迟生。
　　 诗人以树木喻树人，表示要继承韩愈办乡校培育人材事业，提出人材的道德规范―――贞心共岁寒。
　　 韩山书院和丘逢甲还有一段渊源。当他十四岁(1877，丁丑)应童子试时，因年最小而交卷最早受到闽抚兼学台丁日昌注意。丁氏出联“甲年逢甲子”，答以“丁岁遇丁公”。丁命加作《全台利弊论》，文成，丁日昌赞赏不已，擢丘为院试全台第一名。并奖“东宁才子”印一方。后来，丁日昌还推荐他到潮州韩山书院深造，因其父龙章公虑及孩子年幼生活难以自理而未成行。丘氏这次到书院，从相关资料可以看到，他完全恪守着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准则。希望和王通、薛侃一样，通过设帐授徒，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经邦济世之士，让自己的理想在生徒身上得到实现。
　　 教学对于丘逢甲乃驾轻车就熟路。但他在韩山书院，并未掉以轻心。从这一年的五十八首诗作看，到潮州之后，足迹并无出乎郡城、韩山之外。家属住在鱼市巷，与书院相隔约为刻把钟路程。诗集中却有留宿书院的记录，《对月放歌答友人》：“振华楼头看今月，今月冰人销侠骨……”，《和平里行》则记下梦文天祥事，“振华楼头梦公召”。从诗作中还可以见其交游状况，多为“旧雨”，“新雨”者只有陈衡仲和邻居丘芝田而已。资料虽如雪泥鸿爪，却无可辩驳地表明丘逢甲全副身心投之于教学中。
　　 据年谱载，公“专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学课士，被目为异端，遭当道忌。岁终，辞去。”专心致志于一所书院，其反响却与在台兼顾三所书院大相径庭。究其因，韩山书院乃粤东惠潮嘉三州最高学府，生员绝多为勋贵、势要、权豪、巨贾之子弟，他们入读书院就为中进士选翰林，光前裕后，称雄乡里。
　　 年谱说的“当道”为谁：笔者以为，指的肯定不是李士彬，可李士彬却处于三股强流之漩涡中。一方面丘的荐头为岭南说一不二之巡抚，一方为三州之地头蛇，第三方则为执一不改初衷之丘逢甲。好个李士彬，让其下属潮阳县令裴景福礼聘丘氏为东山书院主讲，使漩涡化为乌有。
　　 是年，丘逢甲《岁幕杂感》之七有愤愤之语，“说佛不妨妨说鬼，飞磷早已逐韩公”。
　　 再过些时，丘氏提到韩山涉及这段公案，依依恋恋中还有自许之意蕴。如：
　　 《说潮》之一：“韩山何峨峨，隔江若相避。千古侍郎亭，独无金银气。”
　　 《韩祠歌同夏季平作》：“我归黔突初不遑，前年韩山留瓣香，今年东山陈修羊。为赵天水何敢当？”
　　 《东山松石歌和郑生》：“我昔在韩山，有石曰双旌。种松其间，畀成梁栋，支大厦之倾，而惜其迟生。”
　　 丘逢甲在韩山书院“专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学课士”，寥寥十二个字，意义却非同小可。简言之，它记录粤东地区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教育领域的一次新旧之争。从这段时期世界范围考察，“新思潮及有用之学”，就是后来“五四”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然而就中国而言，当时虽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但诸如丘逢甲这些人基本仍应归之于君主立宪、洋务派。但丘氏诗作中又涉及“自由”、日心说、摄影、火车、飞机等新事新词。故我们把丘逢甲在韩山书院的活动，定位为投射在粤东大地的第一缕近代教育的曙光。
　　 正因为有这第一缕曙光，才有此有岭东同文学堂的成功，才能为粤东辛亥革命培养出一批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