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指人们对某一地域环境的所有感觉和印象的集合。它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统一体，或者说，是人类活动累加在自然环境上面的文化印记。在―个地域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不断开发利用，景观总是持续地迭换着，显示出这一地区文化演进的情况。实际上，在第一节里，我们在探讨本区自然环境演变的过程中，对景观的历史变迁已经有所讨论。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变换一个角度，比较系统地描述本区地理景观历史变迁的概况。
    一  纪元前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
    下面，我们所描述的是，中原汉文化直接进入本区以前，也就是本区始建置而统属于中央政府之前的景观变化。我们几乎不可能获得有关这一阶段本区历史的可靠文献，某些地方志书上的点滴记载，大多不过是揣测之辞。我们只能借助数十年来本区的考古发现进行描述。其间免不了要有逻辑上的推断，不过，我们严守着先贤“于其所不知，阙如也”的教诲，力求摒除远离事实的臆想、这一阶段历时相当漫长，我们将它分成两个时期来描述。
    新石器时期(距今8000―3500年以前)近几十年来众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时期，本区已经有了十分活跃的人类活动。
    距今8000～6000年以前，今天的韩江三角洲平原还是古海湾，在古海湾沿岸和岛屿上，本区的原始居民选择一些临海的低丘台地――例如潮安陈桥沟北、塔下石尾山，澄海内底和南澳象山――做营地，这些低丘台地一般高出水面l0米左右，背面有林木茂密的高丘陵作为屏障，距离营地不远的地方有小河流或者湖沼可以汲水。原始居民在营地附近的山林里采集可以食用的植物嫩叶和果实，用石铲石锛挖掘芋、薯的块茎，用石戈骨矢猎狩鸟兽。他们把被驯养的猪和牛放育在山麓草坡上。他们借助原始的独木舟在海湾中捕鱼，拾贝。海边礁石上盛产的牡蛎，更是他们重要的食物。为了把这种鲜美的食品从坚硬的蚝山中挖出，他们制造出名为“蚝蛎啄”的工具。日月更迭，年复一年，营地附近的贝壳竟然堆积如山。
    离海稍远的丘陵地带，在韩江、榕江、练江、龙江的上游和小支流附近的小山岗上，分布着另外一些居住营地。这些营地一般建立在距离河面10～30米的山顶的平台或凹地上，周围有更高的山峰围绕着，向阳而避风。在一些河谷或小盆地，营地比较集中地分布，形成颇具规模的聚居区。例如，在练江支流金溪河中游，方圆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本区的原始居民至少建立了10个营地。他们在这些营地生活了相当漫长的岁月，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半农耕社会。营地中有用竹子和茅草搭起来的遮风蔽雨的棚寮，有制陶用的小型窑穴，居民们利用营地附近的瓷土和柴草，烧制陶器。金溪河就从营地前面流过。河谷的开阔处，河水潴积在低洼地段，成为小沼。河流附近有些台地已经开垦，种植起山芋、薯类和旱稻；在能够引水的低地和池沼近岸处，也点种下适合水耕的原始稻种。到距今3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上述地带，已经呈现着一派农耕文化景观。
    这一时期，本区和浙闽、珠江口之间，沿海交通开始发展起来；交通的发展带来了本区和东南沿海原始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石器和陶器风格方面的某些类同，就是这种交流的结果。
    青铜时代(距今3500―2100年前后)这―时期，大约从商代中期延续到西汉前期，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距今3500―2800年前后)，在粤东和闽西南地区，共存着一种被考古学界称为“浮滨文化”的考古学文化，我们倾向于把这种文化所覆盖的区域视为一个小方国(饶宗颐《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在这一个阶段，本区除了继续保持着同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交流之外，在交通方面由于韩江上游汀江、赣江通道的打通，通过江西为中介，同中原商周文化开始有所接触。饶平顶大埔出土的青铜戈，就是这种接触的物证。本区开始进入青铜文化时代。虽然在本区以外的一耻浮滨文化遗址中(例如福建南安大盈寨山墓葬)，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器，包括一些青铜工具；但是，这一阶段，本区的青铜文化并不发达，已发现的遗址中，只有少量的青铜兵器，石器仍然在生活和生产中大量使用。
    这一阶段，本区的原住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基本上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同。但滨海地带和诸江河中上游和支流河谷盆地的开发面积比新石器时代晚期扩大了。大型陶器和酒器的出现，说明粮食生产已经有较大的规模，农耕文化景观越发突出；迁移式的耕作方法，在已开发地区造成一些废弃的居址和耕地，并在若干个雨季之后，滋育出次生的丰草长林。植被没有破坏。
    后一个阶段(距今2800～2100年)，本区经梅江与东江、北江上游地区的交通联系也建立了，公元前355年楚灭越后，有部分越国人沿海路向南迁播，给闽粤地区带来了更为先进的之化。结果，在本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浮滨文化，戏剧性地突然销声匿迹，一种几乎覆盖着整个岭南地区的新的文化类型取代了它。这种新的文化类型以大量越式青铜器和夔纹陶为特征。在本区，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明显有越国文化的影响。
    这一阶段，南迁越国人传播的先进稻作技术对本区的景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石器中犁、锄、铲、大型锛等农具和青铜农器的使用，稻作农业的经营规模大大超过前一阶段，榕江中游出现了稻作区。原始的水稻点种耕作制度，也被火耕水耨制所替代。耕作制度的进步，使已经开垦的土地能有更多的产出，定居生活稍有保证。于是，本区的原住民开始建立比较大型的固定聚居点。粮食供应稍为充足，手工制造业也就得到更快的发展。烧陶窑场的规模扩大了；石器制作工场逐渐萎缩，取而代之，从事铜锡铸造的作坊开始出现。与此相应，人们开采瓷土、矿砂为原料，刈草伐木做燃料，郁闭的山林自然环境也留下人类活动的印痕。这一阶段，在本区的景观方面有一点值得提起的，那就是军事气氛的浓烈――近年来出土的众多青铜武器，便是明证。
    秦王朝对岭南百越之君的征服行动，似乎未曾波及本区――至少在今天，尚没有十分确凿的材料，可以证明秦人已经到过本区。秦末汉初，南越国自立于岭南，南越的君主赵佗原来是南征的秦人，居南土日久，在文化上已经越化。故其时本区虽属南越辖土，而地处边境，景观上并没有很多变化。
    二  纪元前1世纪至公元10世纪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平南越，岭南地区进入了国家版图。从这一时期起，汉文化直接进入本区，本区开始有了隶属中央政权的县郡建置。汉文化的输入，必定造成本区地理景观的变化。但要对这一时期的景观变化进行具体的描述，仍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可能获得的有关这一阶段本区历史的文献资料，依然不多，而这一个时段的考古发现甚至比前一时期更少。下面的描述，也只是在忠实于材料的前提下，尽力而为之。这一节，仍分两个阶段来描述。
    汉晋南朝时期(前111―600)
    来到本地区的中原移民渐渐增加，本地土著汉化程度也越来越深。本区的人口仍然稀疏，生产力水平与前一时期相比，进步缓慢。农业开发所利用的土地仍以台地、低丘和山间盆地为主，稻作农业占有较大的比重。在榕江、练江中上游和韩江中游河谷地段，有较为集中的聚居点。丘陵和同地依然草木丰茂，生活着水鹿、堵獾等食草动物。沿海，盛产鱼虾贝类。这些都成为居民们措取捕获的对象。在本地居民的食谱里，肉类，尤其是鱼虾贝蚌，早就是不可缺少的副食。汉人的移入，为本地区带来了全新的建筑形式。在韩江东溪出海口附近，龟山之麓，新居民利用低矮山岗，平整了几级平台，营造起三合院型的汉式建筑，梁架结沟，夯土墙，瓦顶，高敞堂皇。汉式聚落景观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本区地理景观上最大的变化。
    晋室东迁，又有中原移民进入本区，这也必然会引起本区的地理景观的变化。由于资料缺乏，我们的描述只能付之阙如。唯一可能指出的是，东晋末，义熙九年(413)分东官郡(郡治在今天深圳南头)立义安郡，这是本地区设州郡一级建置的开始。义安郡领五县，众多的郡县建制，一定会造成聚落景观方面的变化。
    唐五代时期(600―960)
    唐代，潮州开发程度还是很低，生存环境仍旧恶劣。韩江三角洲许多地方还没有淤积成陆。山林茂密，野象成群。韩江和梅江鳄鱼出没，被称作恶溪。中原移民对本地高温多雨的热湿气侯很不适应。一直到晚唐，潮州都是有罪官宦的贬斥地。大历末(779)，常衮贬潮州，《谢上表》上有“慰抚海隅，少安疲氓”之语；到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州，《谢上表》也仍然说这里“飓风鳄鱼，患祸不测”，“毒雾瘴气，日夕发作”。
    但自从常、韩贬潮以后，本区恶劣的地理景观开始有所改善。由于北方战乱不断，中原人民又纷纷南迁，移民浪潮波及潮州，使本区人口数量较快地增长，经济开发程度也有所提高。水稻成为最重要的农作物品种，韩江三角洲上部连接榕江、练江平原，有一大片稻作区。蕉麻是纺织生产最重要的原料，蚕桑也开始在本地出现。潮州郡城迁建于这一片稻作区的东部。城西葫芦山上，有贞元十二年(796)刺史李宿所建的观稼亭。当年车刺史，倚亭西北顾，大概已经是平畴一望，稻浪翻金了，到晚唐五代，为了捍卫这一片田园，竹竿山下有了堤围的兴筑。本地的陶瓷业开始崛起，潮州城西北的北关窑上埔到城南洪厝埔、竹园墩，集中了成片的瓷窑群。作为陶瓷外销的支撑，本地的海上航运也发展起来。巨舰大舶，可以乘潮上溯到潮州城下。沿海，有了煮盐的盐灶。聚落景观方面，瓦房在本地已经很常见。北宋时，陈尧佐曾经对人说，自从宋Z到岭南任节度使，教人建瓦屋，广州才有瓦屋。岭南各郡都受影响，潮州的瓦屋建得特别多 (苏东坡《与吴子野》)。揭阳新亨发现的唐代大型瓦屋遗址，就是当时聚落景观的一个实例。佛教和道教在本地流播，小北山区的一些岩洞，被辟建为石窟寺，潮州广东的地位日见提高，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的敕旨已经说“潮州是岭南大郡，与韶州略同”了(《册府元龟》卷631)。
    三  公元10世纪至16世纪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
    宋元时期(960-1370)
    宋元两代，本区进入全面开发时期。大批中原移民经过闽赣而落籍潮州，人口激增，大量劳动力的进入，促进了本区经济较大规模的发展。
    农业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本区的地理景观。首先，是出现了一些颇具规模的水利没施。本区西北部和北部，榕江、练江和黄冈河上中游的山间盆地、河谷坡地，建起了陂塘，农业垦殖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韩江三角洲平原的上部，利用已经淤塞的旧河道，开挖人工河芹菜沟，既可引水灌田，又可疏排积涝。潮阳河溪，乡人挖开山坡，砌石盖板填土，修建了地下涵道，又在涵道上留了18口竖井作通道，以便于清理泥沙杂物时进出。这条水渠，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工景观。其次，为了更好开发利用韩江三角洲，经过长期实践，人们找到了筑堤御水围垦农田这一形式。宋代韩煤两大支流东溪和西溪堤围已经修筑到三角洲中部，三角洲西部龙溪堡以北，江东洲和东部横山以北的农田全面开发，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环境，三角洲农业从此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本区的自然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渔业、盐业、陶瓷业生产都十分兴旺，航运和商贸也有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海洋经济类型。
    从饶平到惠来，沿海有了不少渔港渔村。小江、招收、隆井三个盐场都有规模较大的生产。大概在北宋后期，王安中路过潮州，看到潮州盐业生产的盛况，咏出“万灶晨烟熬白雪”的诗句。潮州郡城(今潮州市区)附近，陶瓷业发达。东郊的笔架山，瓷窑遍布，有“百窑村”之称。从笔架山东南的仙田钵仔山，延伸到程洋岗营盘山、后湖一带，也布满瓷窑群。这一片范围甚广的瓷器工场，生产规模可以和当时著名窑场媲美。随陶瓷业发展起来的航运业进一步发展，潮州、凤岭等大港口，樯桅林立，海舶北上泉州、兴化，以至山东，南下广府、雷、琼。
    交通事业的发展，对地理景观的变化也产生了影响。宋哲宗时，盐官李前在今澄海程洋岗虎丘山北面，开凿了长达15里的山尾溪，沟通韩江东溪和北溪，以方便小江场盐的内运，这道古运河，为本地水网，增添了一个人工正景观。从福建经本区通广州的驿路(下路。上路是由韩江上溯，从梅江过东江，而后下广州，沿途多水路，在唐代已经开通)，开始修筑并不断完善。上广州一段，在南宋初，开始沿途种植树木，设置铺驿，有铺兵专管。东通福建一段，到南宋中期以后， 也屡有整治，铺石板，修石桥，修葺庵驿，行人都觉得很方便。桥梁大多为平板桥。最长的平板桥，是练江上的和平桥。南宋乾道七年(1117)开始，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完善，韩江上的桥梁也终于定型。这是一座粱桥和浮桥结合，造型独特的桥梁。它的这种特殊结构形态，一直保留到本世纪50年代。元朝，本区驿传发达，驿站制度更加健全，粤东联结闽西南与赣南的驿路建立，促进了以韩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赣边经济区的形成，而且一直到近代还发挥着它的作用。
    唐代本区的人口，比较集中于北部的河谷台地和三角洲顶部。到这一时期，沿海的沙陇台地和三角洲平原中上部人口剧增，东部人口比西部要密集。根据《潮州志・沿革志》记载，本区北宋的行政区划曾经有如下变更：太平兴国间东部的海阳县领6乡，西部的潮阳县领2乡；元丰间海阳县领7乡35都，潮阳县领4乡16都，其中位于韩江三角洲的海阳县延德、怀德二乡，各领11都和7都。显然，人口的增长也使本区聚落数目增加了。
    在工商业的刺激下，人口向城市拢聚，潮州城附近人口稠密。《三阳志》记载说：
        (潮州)子城外带郭而家者，西南北各五里，东以江水隔，民居才二里。     方圆十里之地人烟熙熙。
可见潮州的城市规模已相当大。在城市建设方面，潮州子城和外城的城墙相继筑成。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大籍户，潮州城市人口，比宋代减少。这与宋元之间潮州郡城附近的陶瓷业的衰落，应有关系。
    宗教的影响日益加强，也使景观有所变化。庙观建筑大量增加。郡城的开元寺，灵山的开善寺，在宋代都有增修。潮阳的治平寺，揭阳的双峰寺、玄元观、招仙观，海阳的甘露寺、宝福院，府城里的玄妙观，这些闻名于本地的庙观，都在宋代建成 (《明一统志》)。佛教信徒建造的浮图，高耸入云。民间，各种神庙遍布。
    游览景区的建设，是这一时期地理景观变化的新因素。府城的金山、西湖葫芦山，潮阳的东山，经过人工整治，芟草伐木，去除芜秽，建起亭台楼阁，使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配合映衬，相得益彰。有些山中岩寺，因为有独特优美的自然景观，也成为旅游景点。
    地理景观的变化，在诗人们的诗歌中十分形象地反映出来。北宋末，王安中《潮阳道中》诗说：
        火轮升日路初分，雷鼓翻潮脚底闻。万灶晨烟熬白雪，一川秋穗割黄云     。岭茅已远无深瘴，溪鳄方逃畏旧文。此若有田能借客，康成终欲老耕耘。
当时潮州驿道两旁，已是一派富庶的农耕鱼盐景观，给诗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萌生了在这里隐居终老的念头。南宋时期，潮州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更加接近江南先进地区的水平，大诗人杨万里有《揭阳道中》诗赞美说：
    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
    明代到清代前期(1370―1670)
    这一阶段，由于实行海禁，本区久远的工商外贸传统，受到抑制。农业经济却因为获得足够的劳力，有了可观的进步。地理景观也由此而有所改易。
    宋代以来韩江中上游的土地开发和三角洲的围垦，导致韩江河道的淤浅。潮州、凤岭等离海稍远的海运港口消失，为沿海的柘林、辟望、浦等港口所取代。但是，朝廷的禁令，使潮州海商只能从事一些近海转运贸易，港口显然冷落得多。
    宋代盛极一时的陶瓷生产，因为失去运输上的支持，终于衰落。潮州城东，外销瓷主要生产基地笔架山窑，已经完全废弃。昔日那种白天烟雾缭绕、夜晚火光烛天的景象，如江水流逝，不能复返了。
    也由于海禁的影响，原来地狭人稠、居民多以贸易为业的福建泉、漳、汀三州，有大量移民迁入潮州。而本区原有人口也持续增长。
    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韩江三角洲中下部的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很多滩涂沼泽地新垦为农田，各种水利设施不断兴建和完善。韩江各分汊河道的堤防，宋元时期所修堤段经过重修或改建，提高了抗洪能力；新开发三角洲平原中下部沿江堤段，继续修筑。韩江及榕江河口兴建海堤防潮，蓄淡御咸。与此同时，修建关涵，疏通旧河道，开挖新沟渠，保证了堤内农田的引水灌溉和排水防涝。这些河渠还用于水上交通。例如，嘉靖年间，沿桑浦山北侧山脚开凿的中离溪，除了发挥排灌渠道的功用，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成为龙溪等三都往来揭阳县城的交通要道。
    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农业生产从粗放耕作变为精耕细作，双季稻种植面积持续扩大，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倾向加强。经济作物种植业崛起为最发达的商品性生产部门。甘蔗、棉麻、水果等的种植具有一定规模。嘉靖《朝州府志》记载，当时潮州种植的水果有29类，其中柑有7种，桔有2种。潮州柑已成为地方名产，郭子章《潮中杂纪》评骘说：“潮之果以柑为第一品，味甘而臭香，肉肥而少核，皮厚而味美，此足甲天下。”这些名优水果也做为商品出售。薛侃《开溪记》陈述开凿中离溪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就说韩江西溪三角洲上莆、东莆、龙溪诸都，“出桔柚诸果”，因为河道湮塞，“贩鬻以脚，商行弗便也”，这一时期，潮汕平原的大部分土地已经开发并得到合理使用。丘陵边缘的低台地，种植着成片的甘蔗。水源充足的大田上，稻禾离离。韩江三角洲上，沉积土层深厚的地段，柑、桔成林，果实累累。地势较高的沙陇，也栽种起棉、麻。许多低丘陵和高台地开垦为果园，龙眼、荔枝、摈榔、橄榄、柿、柚……，满园飘香。
    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促进了本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口剧增。入明以后因为海禁妨碍外销而呈现衰退气象的潮州陶瓷业，到嘉靖年间，重新兴旺起来。在大埔高陂、饶平九村、海阳枫溪等地又建起了密集的窑群。得到甘蔗、棉麻生产的支持，制糖、纺织等新行业悄然兴起。在产蔗区，村落外搭起金字塔形的糖寮，甘蔗收获时节，村民们榨浆熬糖，热气腾腾。嘉靖后期，韩江口外的南澳岛，走私贸易相当繁荣，四方客货汇集，私番船只未曾断绝，成为一个重要的民间对外贸易港口。南澳岛隔海相望的柘林湾，也时常有番船停泊，与当地居民贸易。在海上私商贸易刺激下，造船、矿冶等行业也相当兴旺。山区出现了采矿场和炼铁炉。随着商业网络的扩展，本区固定市集的数量大增。嘉靖《潮州府志》记载了郡城之外的云步、塘湖、采塘、冠陇、辟望、悔溪等6个市集，并加按语说：
    潮七县称市集者亦繁多。特书海阳者，以其旧无志也。不尽书特志其大者， 以见岳积多也。
市集形成之后，吸引了很多从事工商业的人前来聚居，造成人口的集中。
    这一时期，本区持续增长的人口，以两种不同形态在内部流动，造成了聚落景观的不同变化。一种流动形态，是在原来聚居地周围，作浸渍式的扩散。浸渍式的扩散，往往导致人口高度密集的大乡村的形成。另一种流动形态，是向韩江三角洲平原前沿和本区西南部尚未开发的地区，作跳跃式的迁徙。结果使本地区的聚落分布趋向平衡。
    由于经济繁荣、人口增长，明代本区内县份也不断增设。王士性《广志绎》指出：
    潮州初止领县四：海阳、潮阳、揭阳、程乡，今增设澄海、饶平、平远、大埔、惠来、普宁六邑，此他郡所无。
新增六县中除饶平在成化十三年(1477)建置之外，其余五县，都在嘉靖年间建置。增设这么多县份，一方面是本区经过明代二百多年的开发，地方富庶，人口众多，就像王士性所说，“今之潮非昔矣，闾阎殷富，仕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地方管理。另一方面，又与本区在嘉靖年间的海盗倭寇之乱，不无关系。新建的县邑都筑起了城池。此外，本区内的军事要地，如水寨、大城、靖海、海门、蓬洲、神泉、三河、黄冈、丰顺、南澳，都筑了城墙。这众多城池的兴建，是这一时期本区聚落景观的一种新风貌。本区聚落景观的另一种变化是大村寨的建立。这些村寨本为防寇防兵而筑。因为当时倭寇海盗，往往成群结队，动辄万数干人，攻夺乡村，肆行杀戮，而朝廷派来剿寇的官兵，也恃势劫掠百姓。百姓不堪其苦，或一村筑一堡，或数村合一寨，武装自保。这种做法，使潮州农村形成一批高墙深堑，人口高度密集的大聚落。明未清初本区的动乱，造成了一些聚落的破坏。其间，清康熙元年到八年(1662―1669)迁海界，沿海居民被迫内迁，澄海县城变成空城，沿海许多市镇村庄也废弃了(《潮州志・大事志》)。迁徙到内地的居民，因陋就简，架搭起仪能遮风避雨的棚寮，作为临时住所。这也是本区聚落景观较大的变化。
    明代，本区在景观上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起。农业经营地域的扩大，陶瓷业、造船业、矿冶业的兴起，大大加速了山林的开发，加上众多人口花费燃料，使山林的植被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四  公元17世纪以后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
    清代前中期(1670―1840)
    康熙八年(1669)恢复潮州海界，二十三年(1684)台湾平定，朝廷松弛海禁法令，允许广东沿海商民人等，呈明地方官后，出海贸易。此后，本区社会基本安定，经济发展，人口蕃盛。表现在地理景观方面，最为明显的，是水利网络的建立、众多港口的兴起和聚落形态的更新。
    在农业景观方面，商品性农业经营，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种植，比明代再进一步扩展。甘蔗种植面积很大。乾隆十三年 (1748)潮阳县令李文藻写过一首诗，描写潮阳的甘蔗种植情况：
    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西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
生产技术也比明代更加精细，潮汕农民用绣花功夫来种田，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但在景观上变化最大的，还要算水利网络的建立。三角洲平原上的水利工程，筑堤之外，由涵闸和河渠两部分组成。通过涵闸将江水引入堤围内，河渠则是围内农田的灌排脉络。在乾隆以前，各个涵闸引水河渠是各自独立的，此后，逐渐系联成网，源流相通，提高了灌溉效益。在低丘台地，陂塘的建设，也由简单的筑陂拦水灌田，发展为一水之上层层筑陂，并挖渠引水灌溉远离水源的田地， 构成了规模较大的灌溉水系。人口压力，促使了人们开始了沿海低地的围垦，泥滩草坪，开垦为咸田。围垦，加剧了韩江中下游的水患，两岸的堤坝越修越高大。
    开了海禁之后，海上商贸活动，又活跃起来。庵埠、南港、樟林等港口，相继经历了繁荣时期。
    庵埠位于韩江下游梅溪西侧。清初，庵埠东面的梅溪码头，“商贾舟楫辐辏”，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创立，第三总口就设在庵埠。到乾隆十四年，因为庵埠的商业越来越繁荣，江浙福建的商舶丛集，为了加强管理，以潮州府通判移驻其地。于是庵埠成为韩江西汊上下转运的枢纽，千舟蚁聚，百舸争流，樯帆云漫，灯火星繁。澄城位于韩江东溪入海口，县城南门外有南港，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后，往来南北的商船，多在这里停泊。商人们在岸上白沙地方“建铺千百，竟聚为埠”，曾盛极一时。樟林是这一时期本区最大的港口。它位于韩江三角洲东北部，韩江北溪流过其西南之东陇后分汊出海。乾隆七年，樟林扩埠，在樟林沟两旁盖建102间铺屋，这时的樟林，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商港，有商船户70家，成为各种货物米谷的集散地。到嘉庆年间，樟林发展成一个分6社8街的大市镇，“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商贸活动，极为繁荣。
    商品化农业和工商业的繁荣，使本区涌现了大批殷富人家。这些富户将积聚的财富，用于宅第的建筑，引起了本区聚落形态的新变。这种聚落形态的改观，从乾隆年间已经开始。乾隆二十七年(1775)潮州知府周硕勋修纂《潮州府志》时，形象地描述了本区聚落的景观：“望族营造屋庐，一定先建立家庙，而且建得特别壮丽。虽然村坊市集里还有很多茅舍竹篱，而城里的房屋，大多数是门高墙厚，气派不凡。海阳、潮阳、揭阳、澄海、饶平、普宁、惠来这七县，居民富裕，市镇的房屋也多高脊飞檐。家里有千金积蓄的，一定要构筑书斋，雕梁画栋，并以池台竹树点缀。”到嘉庆年间，本区的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许多乡村，也修造宗祠，营建三合院或者四合院式的住房。高门大宅，不仅仅在城邑市镇才能见到。这样的聚落景观，与毗邻地区有很大的不同，颇具地方特色。
    乾隆时，潮州府城成为广东第二大城市。城内和近郊“不务农业”的居民达十万户之多(乾隆《潮州府志》)。城中商贾云集，车马辐辏，外地商人来潮贸易，各自建有会馆、乡祠，作为聚会洽谈生意的场所。潮州城是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也是繁华的旅游城市。东门之外，是最热闹的地方。四面青山，一带韩江，潮州的美景，多半聚集在这里。宋代建起的湘子桥，仍保留着梁桥与浮桥结合的特色，又兴起了桥市，成为吸引游人的去处。城边酒楼饭庄，江上花艇游船、歌吹相应，响遏行云。当时有俗语说：“到广不到潮，枉向广东走一遭。”
    近代(1840――1949)
    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与屈辱相伴而至的，还有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新因素。本区，被迫开放了汕头埠，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也有新变。这种新变，也反映在地理景观上。
    沿海商埠――汕头的兴起，是近代本区地理景观上最大的变化。汕头，又称沙汕头。这是一块南海风涛荡涤，泥沙积聚而浮露的海边沙陇。在明中叶，这块新浮露的沙汕上，已有渔船聚集。康熙末，蓝鼎元在《潮州海防记》中说“潮属港澳虽多，商艘往来，不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到嘉庆年间，汕头成为与樟林齐名的商埠。而汕头经梅溪，能与潮州上下交通；横过牛田洋，可达潮阳惠来；溯榕江而上，可抵揭阳普宁。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得汕头能够在嘉庆以后，取代庵埠，压倒樟林，确立粤东第一商贸港口，闽粤赣边经济区域对外开放门户的地位。并且在1862年开埠以后，逐渐超过潮州府城，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海港贸易城市。新兴的汕头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城邑的城市聚落形态，崛起在粤东大地上。面向街道的洋式楼房，放射式的街区，显示出它开放的文化性格。
    在其他城镇和乡村，南洋华侨回乡营筑宅居，都在传统建筑形式上注入了西式建筑的因素。小洋楼在全区各地随处可见，新建的祠堂和庙宇也多如繁星。这种奇异的聚落景观面貌，用物态形式表现了潮汕人保守性格和开放意识的融混。
    同样表现出开放性格的，还有工业交通方面的景观。这一时期，潮汕有了铁路和公路，内河也开始有轮船行走。发电厂、制糖厂、纺织厂，出现在潮汕大地上，高高耸立的大烟囱成为一种崭新的景观。
    而农业方面，只有沿海滩涂的围垦，带来些须景观变化。
    现代(1949年以后)
    用地理景观作为标尺，这一时期应该分作两个阶段。
    1949―1981年是第一个阶段。与前一个时期相比，这一个阶段最大的景观变化是由平原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引起的。
    50年代起，韩江三角洲下部，第三列岛丘以南，开始河道整治。韩江北溪、东溪和西溪在这里分汊成17道支流出海，水网交错，将农田分割成几十个小围。经过整治，这17道分汊出海口被堵塞了11道，只留下6道。这些河汊加固了堤岸， 又先后在下游建设了桥闸，使河道成为平原上的水库。几十个小围合并成7个联围。在联围内，结合土地平整，建立自流化排灌渠道系统。韩江三角洲西部，通过涵闸引水，先后建成了北关、安揭、东凤、大鉴等引韩灌溉工程。榕练两江平原，则通过在榕江上游修筑大中型水库和建设拦河闸，建成了几项引榕灌溉工程。经过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潮汕平原的水网景观焕然一新。
    水利建设的完善，保证了灌溉的用水。在这个基础上，本区开始了沿海滩涂的大面积围垦。自50年代起，到80年代初，围垦面积达到31．5万亩，占潮汕平原总面积的12％。
    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农田水利的兴建，使潮汕平原成为全国有名的水稻高产区。踏进潮汕，平畴千里，“稻浪随风卷”，一派稻作农业景观。
    1981年以来是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政策对本区的景观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体现在交通方面。广梅汕铁路和深汕高速公路的东段延伸进本区。公路干线全面拓宽，改铺水泥路面。地区性公路，甚至乡村道路也都用水泥铺设。形成了密集而畅通的陆运网络。
    其次体现在聚落景观方面。变化最大的是汕头市，市区扩大，高层建筑林立，豪华的装修，绚丽的霓虹灯饰，显示出现代都市的风貌。其他市县城区和公路干道附近的乡镇，经过改建、扩建，也呈现了现代城镇聚落景观。乡村面貌也有很大变化，农民们在旧聚落周围营建成片的新居。这些新居，或者依照传统样式建造，或者建成带有庭院的低层小楼房。在这种崭新的聚落景观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漂亮的学校、壮观的行政大楼、装饰华美的祠堂和庙宇。显然，这些建筑中，有着传统文化观念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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