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1958年实行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潮汕地区很多农村的生产队长是个苦差事，大多数人不愿意干，一些地方进行抓阄任命队长，即由有资格的男社员于冬种之后按人数等量制阄，其中一阄写有“队长”字样，抓到此阄者任队长一年。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潮汕某村的邱老三不意中竟抓到“队长”一阄。邱老三除了大叹“倒霉”，也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干上。

    转眼年关到，有“海外关系”的人家陆续盼来了“过年番批”。邱老三没有这个盼头，其父过番三十余载，日子过得很艰难，自顾无暇，从无寄过一毫只回唐山。没有接过父亲番批的邱老三忽见“半夜出阵日”，父亲给他寄来了新加坡币200元（在那个时代，可是个大数字），还有随批信函，写的是：

    “欣悉吾儿荣升生产队长一职，统率部属五百余众，吾宗五代以来，吾儿首登荣华，此全赖吾祖余德福荫，贺之贺之。愿吾儿不辱使命，克尽职守，敬仰上司，团结同僚，体恤下属，勉之勉之。吾儿当须洁身自好，嫖赌二字切切勿近；衣食自足之余，广积余资，修建祠堂，光宗耀祖，至嘱至嘱。念儿走马上任之初，需些须应酬，汇去叻币二百，聊凑此款……”

    原来，邱老三抓阄当上队长之时，恰有过番的乡人回乡省亲，知悉此事，返新加坡后，邂逅在码头“当咕哩”的邱老三之父，对其戏弄曰：“你儿当官做生产队长了。”邱老三之父喜极，倾平生积蓄寄给儿子当贺金并请写批人写了上述充满了自豪的信。

    邱老三哭笑不得，在回批中与父亲开了玩笑，写道：“父若年年寄二百，我定年年当队长。”

    毕竟，邱老三是通情达理的孝子，知道父亲日子过得不易，事后后悔玩笑开过头，赶快再写信宽慰父亲。据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邱老三一家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农民。富了的邱老三首先想到漂泊在外的父亲，跑到南洋把父亲接回来颐养天年―――这是后话。当年，这个番批笑话流传很广，还衍生出很多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