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周恩来参与领导国民革命军再次东征，迅速彻底推垮军阀陈炯明的黑暗统治。11月周恩来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统率惠、潮、梅三个地区的政务。他把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主权，作为实行革命治理和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

    汕头辟为通商口岸后，海关大权旁落，受外国人的控制。潮汕人民极为不满。特别是东征军克服潮汕后，英国人掌握的潮海关代理税务司马多隆，于1925年11月12日至23日，连续向其上司发三封密电，提议用武力封锁汕头港，断绝外来粮食，企图扼杀国民革命，更激起人民义愤。时任潮海关监督兼交涉员的马文车，就建议将50里内各常关权，从英帝手里夺回。按帝国主义强加给清廷的《辛丑条约》规定，列强侵略者控制的海关，只是通商口岸的常关，而不包括通商口岸外的口卡。1860年时任常关委员的沈庆也只将潮州新关设在汕头的总口，划归洋海关管理。1914年潮海关的洋人“帮办”，又强行接管了新关50里内的庵埠口、炮台口、梅溪口、海门卡、澄海卡等处的口卡。

    马文车原是广东政法大学毕业生，当过蒋介石秘书，参与第二次东征，被任为东征军总指挥部军法处处长。1925年12月被国民政府命为潮海关监督兼交涉员，代表我国政府与潮海关打交道。他走马上任后，看到当时省港大罢工的反帝熊熊烈火，和周恩来主政东江后潮汕工农运动如火如荼，这位具有民族骨气与爱国心的马文车，已按捺不住内心激情。才上任10天就向东征军总指挥呈报：拟将潮汕50里内常关从外国人手里收回。周恩来对此壮举十分支持，并指出：收回海关关税自主，收回租界，收回教育权，这是国民革命天经地义的正当权益。马文车的呈报得到批准后，翌年1月18日晚深夜，召开紧急会议，向准备收回的庵埠等七个卡口的人员，进行慎密的部署，并当场任命邵元济为庵埠口委员，徐豫铭为炮台口委员，谢廉为梅溪口委员，张文藻为水井口委员，何广为潮后口委员，孟勤人为海门卡司事，王植之为澄海卡司事。还向邵元济等人提供了东征军总指挥部关于收回卡口的命令和潮海关监督接管的谕令。

    1月19日上午8时，马文车派出武装护卫接管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准各口原负责人以任何理由申辩和拖延，强行接管了常关口外的庵埠、梅溪、潮后、澄海、水井、海门、炮台7处的卡口，归潮梅海关监督公署管理。并实行华洋一律之营业税。下午4时，马文车才发出函件向潮海关税务司贺智兰告知此事，并指出：潮汕50里内常关各口，本归监督管理。辛丑条约所载亦仅指通商口岸常关归税务司管理，并无50里内各口在内。税务司徇总税务司之情，将50里内常关各口改归税务司管理，实出条约之外。且各口积弊甚深，近日复发现炮台司事王盛唐舞弊案，尤不能不收回整顿为由。

    当天马文车还发出通电，陈述收回常关分口的理由，大义凛然的宣称：国家设关征税，古今中外所同，课榷自由，本无外人置喙余地，更不容客聊越俎代庖。今将常关分口渐次收回，一方既厚集各革命力量，为民众多造幸福，一方既减削国内军阀接济，为国家促进和平。望洋关、常关和璧归还，关权主权，金瓯无缺。此乃国民成功应历之程序，是废除一切不平等待遇之先声。

    6天后，马文车又复函驳斥潮海关税务司的谬论，强调说：“贵税务司对我国收回50里内常关各分口，不论意见如何，均无抗议之余地。”

    马文车这一争民族主权之举，开创了我国收回常关的先例，大长了人民的志气，也震动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税务制度。1月23日汕头的《潮商公报》以“潮海关监督收回50里内常关各口情形”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岭东民国日报》等报也作了专题报道。1926年潮海关的《汕头口岸贸易报告》也记载了此事。这一震奋人心消息，多家报纸被抢购一空，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上，特作出：援助收回海关权运动的决议。3月6日周恩来还电广州各报界称：将采取步骤减低出口税率，以促进本国货物的出口，号召民众起来收回海关之控制权。坚决支持马文车的革命行动。

    汕头海关监督这一正义行为，却遭到外国驻汕领事团及税务司的严重抗议，英帝也进行强硬的交涉。广州国民政府顶不住列强压力。3月20日，以“马文车未奉政府命令，收回50里内常关分卡，已申勒撤差”。马文车只好空怀报国志，慷慨悲壮卸职。3月24日，新任潮海关监督刘灏又将上述7处常关，交回潮海关再受外人管辖（直到1931年这7处常关卡才撤掉）。

    马文车此举虽然失败了，但他在中国海关史上，是一个争取主权回归，具有民族气节的人物，他的爱国精神值得国人学习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