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我以“本报记者”名义在本报B3版（《读者来信》版）发表了《采取有效措施根治“牛皮癣”》的专题调查文章。文中提及主人公之一的郑木权“1966年初上山下乡韶关山区当知识青年”，竟有不少读者对此表示质疑，他们说，“汕头市应是1968年以后才有上山下乡的”，有的人并以《汕头大博览》的一段话为证，这段话说：“（1968年）11月22日，汕头首批中学毕业生700多人‘上山下乡’，奔赴海南等地，汕头市革委会组织6万多人集会为其送行。”

    郑木权“1966年初上山下乡”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不会写错，错的是《汕头大博览》。我本来想以采编人员名义在《读者来信》版上辨正，及后考虑到这个问题涉及到地方文史的“正本清源”，因此以个人的名义将我所知道的汕头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的只鳞片爪付诸文字，刊登本版，供地方文史部门参考（据我所知，汕头对“知青”这方面的资料汇集不多，导致《汕头大博览》在此方面记录的出错）。

    《汕头市志》中的知青记载

    1999年出版的《汕头市志》“大事记”中对汕头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5处记载―――

    一、（1957年）8月26日，汕头市26名初中毕业生第一批到揭阳钱岗乡农业社安家落户。（第一册161面）

    二、（1965年）4月27日至5月1日，汕头地区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在汕头市召开。从1964年9月至是年9月，全区共有8200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分别到国营农（林）场、人民公社插场插队落户。（第一册177面）

    三、（1968年）11月22日，汕头市6万多人隆重集会欢送首批中学毕业生700多人上山下乡。此后汕头市许多知识青年在这股风潮的鼓动下，自愿或不自愿地一批批涌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2月21日，市又有1000多知青上山下乡。（第一册184面）

    四、（1969年）7月23日，《汕头日报》讯，汕头市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和知识青年，到本月止，有2000多人到海南岛安家落户。（第一册185面）

    五、（1978年）12月，是年统计，从1964年至1978年，全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人数为31829人，其中安排在国营农场14878人，到集体场和插队的16951人，1972年至1979年底已回城的有20600人。（第一册199面。此处明显有纰漏：1978年的统计数字，怎么会有“至1979年底”的时间词？）

    从《汕头市志》的记载我们可以获知：汕头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自1957年，终于1978年，前后历经21年。

    我记忆中的汕头市知青史

    这里提的汕头市，指汕头地、市合并前的汕头市，事实上，当年上山下乡运动各县城甚至公社镇的居民户也一样进行，但莫如城市那样催得很紧迫。然而1968年12月22日之后，凡非农业户口的青年人，大多数必须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城市一样，搞得风风火火。

    我对汕头市的知青上山下乡史，脑海里储存一些资料，原因是我还在读小学的少年时代（上世纪60年代初），就准备随时“打起背包就出发”，到“广阔天地炼红心”，对这方面的信息一直很留意。学校经常以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全国下乡知青模范的事迹教育学生，要求我们树立“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其实，“上山下乡”对我们这班随时有可能失学的穷人的孩子，是颇有吸引力的。当时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如果失学了，没有其他出路，只有立即踏上“上山下乡”的征途。这至少能自立，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我有几个邻居于1964年小学未毕业就在街道报名分别往海南、惠阳潼湖等地方“捋三尺六”了。我原也打算那一年到海南去的。

    汕头市自1957年8月26日26名初中毕业生第一批下乡安家落户以后，“上山下乡”运动便常年开展，在街道居委会报名的，叫“社会青年”，应届毕业生在学校报名的，叫“知识青年”。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下乡青年的去向有揭阳、澄海的浦、岐山，还有珠池农场、西农场、磊口农场。其中最大一批的是1958年下半年，组织了一大批“社会青年”下乡到南澳建青澳盐场，但当时参与这项建设工作的不仅有“下乡社会青年”，还有下放干部和汕头水产中专学校的学生，以“连”为建制。1960年，盐场下马，干部回汕头另安排，水产学校另择址办学，“下乡社青”则“鸟兽散”。这些人后来在填工作简历时，有的单位承认他们这段“下乡史”，有的单位则不承认。

    1962年以后，上山下乡运动抓得更紧，规模越来越大，宣传声势也造得很大，每年能几次在路上碰到敲锣打鼓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游行队伍。下乡青年的去向主要有海南、惠阳、英德、怀集、清远等。这项运动一直持续到1966年6月份“文革”开始才告暂停（按照“标准说法”，“文革”是1966年5月16日开始的，但汕头市实际上是在1966年6月6日大中学校进驻工作组这一天才开始“硝烟弥漫”的）。

    1968年11月22日，自“文革”以来暂停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重新启动了。这天一早，汕头市革委会在位于市区外马路的革委会驻地（即在此之前与及后的市政府驻地）大楼外大埕召开隆重的欢送“知青”下乡仪式。简短的仪式之后，“知青”们在市革委会门口乘车奔赴饶平县和陆丰县各公社“安家落户”。这次运动由各学校组织报名，以校为单位将“知青”分配到各公社。我记得当时的延安中学（现汕头华侨中学，“文革”前简称“省侨”）、共产主义中学（四中）、人民中学（五中）、工农兵中学（六中）、五四中学（七中），东风中学（八中）、长征中学（九中）和红卫区夜中的“知青”到饶平县安家；剩下的红岩中学（金中）、抗大中学（一中）、红旗中学（二中），东方红中学（三中）、红卫中学（“文革”前简称“市侨”）等学校的“知青”到陆丰县落户。

    嗣后，以学校为单位又组织了一批知青下乡，主要奔赴海、陆丰、普宁、揭西等，相对上一批而言，称为第二批，是1968年12月21日动身的。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最新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最高指示”发布后，汕头市与全国一样，知青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学校不再担负宣传说服工作，由街道居委到派出所查户口内册，凡在青年无业之列者（1964年以后辍学进厂工作者须清退作为“知青”处理，“知青”一词已变味，有“青”而无“知”），名字都抄上墙，其家长必须参加单位或街道的“学习班”，“封闭学习”，直到同意将其子女“送到乡下去”，才能回家。当时有人说，解放以来怕“三着”（“着地主”、“着右派、“着知青”）。知青下乡运动，其实是“人口爆炸的城市”的减负运动。不少少年也被动员下去了。我的一个只读两年小学的弟弟当年到海南保亭当“兵团战士”时还不足15岁，我很不放心。他到海南后不久给我写来一封信，要我放心，说他已是顶天立地的大男子汉了，同连队有几个女孩子比他年龄还小，晚上睡觉想家“哭阿姨”，哭着哭着刚睡去，忽闻哨子响，只得赶紧起床带上工具摸黑进胶林割胶……

    自1968年底至1978年，汕头市下乡知青的安置点是从近（原汕头专区内）到远（惠阳、博罗、韶关、湛江、海南）又到近（因为很难再找到安置点，只能由各“战线”在市郊西、珠池等地开辟农场，由单位派专职干部带“知青”到那里“扎根”）。

    对志书的辨正和质疑

    第一，“1968年11月22日首批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提法不确。正确的提法应是“1968年11月22日，自‘文革’开始以后首批中学毕业上山下乡。”

    第二，《汕头大博览》中，“1968年11月22日下乡的这批知青奔赴海南各地”的说法是错的。我就是这批知青的一个，当日去的是饶平县。我还知道这批知青除赴饶平县，就是去陆丰县。陆丰县最大的安置点是炎龙公社。

    第三，“此后汕头市许多知识青年在这股风潮（指1968年11月22日这次下乡运动）的鼓动下自愿或不自愿一批批涌到农村……”的提法是错误的。这个提法割断了中国的“知青史”而孤立看问题，把汕头市的大批知青下乡现象归咎为“1968年11月22日”这股下乡风潮。事实上，“1968年11月22日”的下乡运动不是汕头市知青下乡的一股风潮，而仅仅是知青下乡风潮的一朵小小浪花。

    第四，“1968年11月22日，汕头市6万多人隆重集会欢送首批中学毕业生700多人上山下乡”这段话，除“首批”提法不妥之外，对“6万多人”的说法我一向很怀疑：外马路市政府的大楼外大埕，能容纳6万多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