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皇帝姓爱新觉罗，名福临，6岁时因其父太宗(皇太极)骤殁而登帝位。翌年(1644)，多尔衮亲王举兵入关，迎他至北京为中原之主。当时的朝政由摄政王多尔衮把持，他凭皇室的优越条件勤读群书，故对满汉文化均有深厚根基，对佛学也有所了解。多尔衮亡后，他于14岁亲政，日理万机。数年后，当他回首往事时，惊觉世间无常，皇室中的权势争斗，多尔衮骄横一世等等，都随时光逝去，眼前的一大堆军政事务，又如此烦心，纵有政绩武功，也免不了同样结局。于是他心中涌现了“色即空，空即色”的佛家名言，开始探索佛门所称的“觉悟”、“智慧”，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他的长篇《赞僧诗》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其中有云：“天下丛林饭如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身难。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悲欢离合多劳虑，何日清闲谁得知。若能了达僧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
    顺治皇帝对于佛教，起初只限于一般信仰。导他人宗门谈经论道的，是京都海会寺憨璞和尚；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浙江天童寺潮籍高僧道和尚。
                            道来自潮州
    道态是清代禅宗高僧，佛门典籍《续指月录》、《新续高僧传》及近年出版的《宗教词典》等，都对他有较详细介绍，现概括如下：道志，俗姓林，宇木陈，号山翁，广东潮州府潮阳人。他幼习儒学，20岁时考取生员(秀才)，接着因读《金刚经》，《大慧语录》等而信仰佛教，往庐山开先寺出家，后嗣法浙江天童寺圆悟禅师。圆悟卒后，他继承天童寺住持之位，因精通儒、释之学，且善长诗词、书法，故声名鹊起，远播九州。顺治十六(1659)年，他奉召人京为顺治皇帝说法，深受器重，受赐“宏觉禅师”法号。他一生著作甚丰，其中的《北游集》、《布水台》、《宏觉禅师语录》俱收入清初御制《大藏经》，后经雍正帝删节，仍保留《宏觉禅师语录》。他的诗词在清代诗坛占有重要位置，清代思想家黄宗羲、著名诗人钱谦益、吴梅村都对他有很高评价。
                            皇帝愿称弟子
    顺治皇帝因慕道之名，于十六(1659)年下诏浙江天童寺召他进京。道三辞未获允许，于是整装启程。当他到达天津时，顺治即命官员备车马前来迎往宫中万善殿居位、慰劳，继而带学土王熙、状元孙承恩等人至方丈室问法谈经，谕免礼赐座，从容问答。经一番谈论后，顺治十分钦佩。从此，顺治于朝政之余，常到方丈室与道论道谈心。他们谈论的内容除佛学外，还涉及孔盂之道、老庄之学、诗词书法，甚至朝政及世俗之事。道本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宗风为顺治解答疑难，给予很深的影响，现略举数例：
    顺治自幼体弱，后又向往佛门清修，故一遇国事繁忙或挫折，就觉烦恼而有鞭打左右现象。道志闻知，曾进忠言：“参禅学道之人，于顺逆两境，皆宜镇定判断，不可任情喜怒。”顺治应曰：“朕遇事多次不能自觉抑制，但过后冰消，并不记怀。”道态曰：“素知皇上长空皓月，一心向善，但皇帝喜怒与众不同，自古道：‘天子一怒，伏尸万里。’待过后不记，早已迟了。”顺治点头称是。此后，顺治非但不打人，骂人也稀了，并常赞老和尚慈善待人。
    顺治受佛学与儒学的熏陶，颇具仁爱之心。有一天，他问道：“闻民间有生男则育，生女则淹杀之事，是何道理?”道态曰：“为贫故。”说后投去期望眼光，顺治毅然曰：“豹狼性极残忍，饥不食子，为人父母，怎可如此?朕即传敕，如有此等父母，议罪。”此后，溺婴就是犯法行为。
    尤侗，是清初有才华之人，曾将其诗文结集出版。顺治读该集后出示道，叹其才高而运不济，不能高中而居下层官吏。道志说皇上既知，何难擢用。顺治应以早有此心。两年后顺治身亡，未完此愿。后道将此事写进诗文，继皇位的康熙见了，果然擢用了尤侗，称为“老名士”。
    以上数例，可见道威望之高及对顺治的处事、定法、用人等方面的影响。道志进京时已60余岁，顺治十分敬重，赐“宏觉禅师”号，并以弟子礼相待。道态京居8个月之久，辞归时，顺治送至北苑门，命使臣护归，并御书“敬佛”二大字及送御画二幅赠行。
                           僧人也能影响国策
    顺治与道这段深厚因缘，使天童寺在佛教界享有崇高地位，寺中的御书楼、御碑亭，还有顺治所撰的“无法向人说，将心与汝安”等联对，都是历史的见证。更值的一谈的是，顺治与道对儒学、佛学都有很高造诣，他们的结缘与所表现的思想，对清代的治国有深远的影响，形成崇儒敬佛的国策，以儒家学说解决封建社会的实际问题，以佛家思想缓解人们精神上的激烈情绪，使两者起着互补的作用。清初有100多年的昌盛时期，应该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