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水客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在促进潮汕批业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们附船（后来是乘飞机）固定地来往于国内外，成为侨胞亲眷还乡的向导，又随身携带番批或物件交给侨胞或侨眷。但解放后，水客好像已成为历史了。

    孰料，上世纪90年代，我有幸又见到了最后的水客与最后的番批。那时，我母亲有一位表侄，在普宁乡下，每年的固定时间总要来汕头，就寄住在我家，不长，只一两天。初时我不解，后来听母亲说，才知道他是来领泰国父亲（也即我母亲的表兄）托水客带来的番批。每回都由母亲带着去领。有一次，我也跟着去瞧热闹。

    带番批的水客就住在汕樟路的华侨旅社，60多岁的一位老华侨，皮肤黝黑，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但很忠厚。他似乎很熟悉了，不须任何盘问，就拿出一封信来，这就是番批，封皮有姓名、地址，内页有钱的数目及平安之类家常话。核对了数目，收了钱就签收。

    当时我很奇怪，现在邮路这么发达，怎么还要如此繁琐，但母亲说，一向来都是如此。后来，我才明白，这种托水客寄钱物的方式是一种历史的遗留，从大清末年即兴起，一直延续了上百年。如今虽说邮汇已很方便了，但不少东南亚的老华侨，像我母亲的表兄，都还是信赖传统的水客携带番批的方式―――这或许也是一种感情上的怀旧。

    不过，时代毕竟前进了，像水客、番批这样的陈年旧事终将成为历史。我有幸见到的那位水客，大约可算是最后的水客，随着母亲的表兄那一代老华侨的故去，水客们的时代也将永远地逝去。这不，几年之后，母亲的表兄以八旬的高龄在泰国去世，是水客带来的噩耗。看得出这位水客脸上布满了疲惫与凄怆。他说：“这是荣华老兄托带的最后的番批了。”平淡的声音里怎么也遮掩不住那份无可奈何的凄凉。

    从此之后，习惯了每年来我家一次的母亲的表侄再也没来了，而那位水客也就以一种无奈的姿影镌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永不磨灭的有关水客与番批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