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平岭南，驻军揭岭，史有明载。我曾撰《秦平百越与五岭考论》一文，发表于《广东史志》，作过进一步论证。我认为秦只有驻军揭岭，始能对广大的粤东地区进行实际控制。而秦自平六国以来，每占领一国一区，必置郡县。故此揭阳县由秦置，以实施对粤东地区的管辖。及后赵佗王朝奄有岭南三郡，承秦制仍于南海郡置揭阳县，因此司马迁《史记·南越传》中，于汉武帝平南越时，始有“揭阳令定自定属汉”的记载。这种前因后果是十分清楚的。有关这一时期的人物史事和揭阳县的关系，我在拙文《揭氏族谱考证》及相关的系列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大家可以参考。而秦时古揭阳的建制，是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是因为揭岭地处粤东中部高地，居中而控四域；而其南部的揭西河婆地区作为战时的军政中心，在战争时期发挥其重要作用。河婆南森小学考古发掘出大量秦代墓葬群，发现大量青铜武器和陶制生活用具，显示秦占领时期，揭西地区就是古揭阳县的中心区域。秦在揭岭之阳置揭阳县，主要原因是在对岭南的统一战争时期，出于地理战略的需要。

古揭阳于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政，一度改置南海亭，但为时甚暂。光武中兴，东汉时期，又改以揭阳之建制，恢复其作为统治粤东地区的行政区划名称。因此，两汉四百余年间，粤东地区基本由古揭阳所管辖，这就奠定了古揭阳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对粤东地区发挥深远文化影响的深厚基础。如晋室东渡，南方州郡地方建制重新划分，粤东地区先后有东官郡及义安郡的建置，但在史家和文人的心目中，仍视该地区为古揭阳地。如东晋之后南朝之刘宋时期，据《宋书·文帝纪》记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66） 八月癸卯，揭阳赭贼攻建安郡，燔烧城府。所谓“揭阳赭贼”，指的就是凤凰山的畲民。因“赭”为赤土，乃火烧山林令土为之赤，以便刀耕火种。我认为即唐代陈元光《请建州县表》中所指的“火田之余”。所以，南北朝所贬称的“揭阳赭贼”，就是唐代以潮州凤凰山为中心以“火田之余”刀耕火种的“蛮獠”，也即南宋之后所称之畲民。由此可知于南朝时期，即使粤东地区由义安郡统辖，但史家不称“义安”而称“揭阳”，显见古揭阳在史家的心目中，一直就是粤东地区的代名祠；而事实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史家和文人的心目中，古揭阳文化一直在粤东居主导地位。

上述这种情形，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改义安郡为潮州，延及唐宋，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仍然如此。

众所周知，韩愈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左迁潮州刺史，虽然被贬，但他仍是潮州最高的行政长官。他推动地方教育，物色赵德秀才主理乡校。在离开时，写了《别赵子》一诗送给赵德。诗的前四句如下：我迁于揭阳，君先揭阳居。 揭阳去京华，其里万有余。

作为堂堂的潮州刺史，韩愈在诗中不说“我迁于潮州”，而写明“我迁于揭阳”而且四句之中，三句涉及揭阳。而其时潮州所领海阳、潮阳、程乡三县，在地方建制和官方文档中，当时并没有「揭阳」的名称。可见在唐代，中原士人仍然视粤东地区为古揭阳地。韩愈还在潮城东山首建揭阳楼，这件事现存的潮州府志，以及明《永乐大典》和清《四库全书》中涉及潮州的部分都有记载。可见古揭阳在韩愈的心目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这是他尊古而肯定古揭阳历史地位的明显例证。延及北宋，名士梅尧臣在《送胡都官知潮州》一诗中，追记唐代潮州刺史韩愈建揭阳楼之旧事，内中说： 自昔揭阳郡，刺史推韩侯。 ……更寻贤侯迹，书上揭阳楼。

说明北宋的梅尧臣也称潮州为“揭阳郡”，同时也证明韩愈在潮城东山建揭阳楼确有其事。而同一时期，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一诗中，也提到韩愈被贬潮州之事，而与其朋友吕使君赴潮相比较。他也是不名潮州而称为揭阳的。其诗前四句如下：韩君揭阳居，戚嗟与死j.吕使揭阳去，笑谈面生春。

由上可知，粤东地区于隋代建置潮州，但延及唐宋，在中原士人和史家的心目中，仍然在文化上视粤东为古揭阳地，尽管其时在地方建制上并没有揭阳之名。这些历史事实，可说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文化历史传统在起作用，也说明秦及两汉历时四百多年的古揭阳文化在历史上是如此的深入人心。此种情形，直至北宋宣和三年（1121）割海阳县之永宁、崇义、延德三乡之地重新建置揭阳县，为避免与此混淆，尔后中原士人始不将粤东地区称为“揭阳”。自此之后，潮州在文化上才真正在粤东地区居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