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
潮州城的概貌，地方文献多语焉未详。如光绪《海阳县志・建置略―・城池》中，仅有几十字的记述：
城即府城，北倚金山，东临韩江，西南绕以濠，外郭以土为之。宋绍兴十四年知军州事李广文乃循濠流旧址（上秋下瓦）砌焉。绍定，端平间知军州事王元应。许应龙、叶观相继（上秋下瓦）筑，为门十有一。
《永乐大典》卷5343、5345的发现，才使我们对宋代
潮州城具体规模的了解，有了比较详细、可靠的依据。
一
《永乐大典》所载的潮州城图（下简称为《城图》），是一份十分可贵的，可资研究宋代潮州城的直观参考资料。但是，由于《城图》所显示的宋代潮城，是一个南北轴略短于东西轴的矩形布局，而下水门的位置则处于城墙的东南角，因此，有些学者据此而推断：宋代的城南墙，大致是沿着今天的兴宁巷、翁厝巷、潘厝巷一带横亘而过。并列举乾隆版《潮州古城地形图》中“甲第巷，俗讹为教场巷”的文字说明作为旁证，断定宋代时，甲第巷还是处于城南墙外的校场。①
对于以上论点，笔者以为有进一步辨析之必要。
1、乾隆潮州城图所谓“甲第巷，俗讹为教场巷” 一语，并非推论宋代潮城南墙位置的坚实旁证，因为校场的位置不一定是在城外。
《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校场》引《三阳志》（以下简称《三阳志》）谓：“小校场，在子城外之西偏。大教场，在旧熙春园之侧。”说“子城外西偏”而不说“城外”、 “北门外”，可见小校场仍在城区内。而所谓的“旧熙春园”地址，据《三阳志・州治》称：“郡圃接宅堂之后，黄侯定创堂其中，扁曰熙春。” 可知大校场的位置，实际上也在城区内的子城中。此外，据《三阳志・营寨》所述：“禁兵、厢兵七营，在城西之威武坊，南北布列，兵共二千余人。”也明确地点明了，潮城驻军兵营在城区中。军营中一般都设有校场以作操练之用，因此，尽管我们今天已难于确定“威武坊”的具体地点，但从“在城西，南北布列”这一线索，已可大体断定宋代潮州西城区，大约相当于今“道后”往南一带，曾是兵营所在地。所以说，即使乾隆潮州城图所指的“校场巷”的校场，果是宋代的故址，也不能排除其地处城区的可能。
2、《城图》不是精确的实测图而是详略相兼的简单示意图。由于受到手工雕版技术和横版式的限制，故对衙署，寺观等相对集中的城北，城中区，《城图》予以详细表现；而对城南和郊区，则予以压缩、省略。这只要结合《三阳志》。《三阳图志》的正文―一稽核，便可悟出其中用意：
《三阳志・城地》：“州之外城……西北辟五门以通往来：正西曰贡英，西北曰湖平，正北曰凤啸，对岳祠曰和福，与南三阳而六”。对于各门的方位记述相当明确。但在《城图》中，贡英门（图中作“贡门”）却处于西南角，而座落西北方向的湖平门，反而画在正西方位，与标志四向的“西”字直对。根据上引文献，我们如果把“西”字移至贡英门处，那么图与文的方位便完全一致，而处在东南角的下水门，也相应地变成朝正东的方位，与实际情况相吻合。
造成图、文脱节的原因，应该说，不是绘图者不具备起码常识所致，而是出于技术操作、版式要求的考虑，有意对《城图》进行省略，压缩的结果。也即是说，《城图》是一幅不完全按实际地形而绘制的，并省去了南城区的简明示意图。那么，宋时潮州城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这就必须结合《城图》，再细检《三阳志》等地方志籍的记述，方能进一步地了解。
二
对宋代潮州城南北轴的长度，最为直接明确的记载，当推《三阳志・桥道》：
太平桥，在州治之前。州治自太平桥直抵三阳门……自太平桥至三阳门，长五百单五丈八尺。
从《城图》可知，太平桥位于今太平路北段。该桥于1989年水电线路改造工程中，曾有部分桥墩及桥板被掘见（后因发掘，保护等方面条件不具备，故重新掩埋于地下），从而可以确定它的具体地点是在太平路的上水门街口。而三阳门则是宋代潮城的南向终端。宋代一尺等于30．72厘米②，因此，宋潮城南北轴线（上水门――三阳门段）的长度是：
0．3072X5058＝1553．8（米）
据潮州市城建局198O年实测，太平路（自中山路口――南门古）总长度为1660米，若减去中山路口至上水门街口的100多米，与上述1553．8米的数字完全吻合。由此可以断定：宋代的三阳门故址，即今之南门古，也即是说，从宋代至清代，潮州城在南北轴向上的规模，基本不变。
对于505．8丈这个数字的可信性，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予以证实。
1、与太平路基本平行的宋代潮州东城墙，其长度与太平路相埒。《三阳志・城池》：
州治之东，溪界于左，循、梅舟筏顾流而东，直至子城下，I御之备，视三方尤为要害。此方空阙，南、西、北虽有城，与无城同。端平初（1234年）叶
侯观下车来几……遂东自新城门，沿溪傍岸，筑砌以石，至于三阳门之南，首尾与旧城联属，计五百五十丈，高二大，雉谍与焉。
从上述引文看，“沿溪傍岸”的堤城长550丈，与前述的505．8丈有44丈的差距，但由于：一、505．8丈是太平桥至三阳门的距离，而从太平桥至州治前的鼓楼（即今上水门街至中山路口）尚有100公尺左右路面，折合宋尺约33丈，应予补入；二、堤城“始创亟于图成，多因居民水阁旧北（址），未免凹斜屈曲”，（《三阳志・城池》）因此，如果计算堤城的直线距离的话，应该说，太平路与堤城的长度大体相当。换言之，宋代潮城的两道南北走向轴线，其长度均在540丈左右。
三
关于宋代潮州城的周长，《三阳志・城池》有明确的记述：
外城旧基，周围一千一百七十丈，石城仅存者九十有四丈，土基半存者，六百六十有六文，为民居所侵，无复遗址者，四百一十丈……淳熙间，提刑司行
下委官打量外城，总计一千五百三十丈，与旧城丈数异，今两存之。
上述各分项累加长度为1170丈，与外城总周长相合，但淳熙年间（1173――1189）由提刑司行下委官打量的外城长度却是1530丈，两者差距竟达360丈！以致修志者也感困惑，遂以客观。求实的态度“两存之”，给后人留下一个谜。
其实，只要接读下文，疑虑或可消除。“外城自李公广文辍役后（按：李广文曾于宋绍兴十四年循故基兴工筑外城，后因故作罢），故基日就侵削，郡有筑城之请屡矣，殆成文具。淳熙间，沈寇迫境，城市之民避于子城，什不容三、二。”可知从绍兴至淳熙数十年间，残缺日甚的外城故基迄未修复，以致盗寇迫境时，居民要争先避于子城。因此，淳熙间官方“打量”的，不可能是外城的实体，而是拟议中的重修外城的长度，要确定宋时潮城的周长，仍须以1170丈为准。因为《三阳志・城池》中还有一段记述可资参证：
州子城门三：东、西、南。东门今废。子城四围凡六十步，高二丈有五尺，面广一丈，基倍之。壕面阔七丈五寸，自城下转西而南，绕郭之外，延裹一千
二百余丈。城壕即护城河。潮州城这一“自城下转西而南，绕郭之外” 的城濠，其长度自然要比城墙长些。外城1170丈，城壕1200多丈，其长短比例正合适。相反地，如外城1530丈，比城壕长出300丈，便与常理有悖了。
此外，上引《城池》篇中还有一段文字可作论定外城长度的旁证：
绍定间，属有梅、杨、陈寇之警，王侯元应从邦人请，乃……因旧基筑之，外（上秋下瓦）以石。时志于速成，客土未实，亡何坏者过半，许候应龙复筑
之，乃稍坚致。自三阳之南、西、北，环抱接于金山之背，计九百五十一丈。
绍定（1228――1233）共6年，王元应，许应龙是前后任太守。他们修筑的外城只有951丈，与前述1170丈相差219丈。其原因估计有二：一是为防寇盗，“志于速成”，因而删繁就简；二是估算长度的起点在三阳门，终点在金山之背，未包括三阳门东侧及金山背至韩江边两段。所以说，1170丈这个数字是相对可信的宋代潮城（不含堤城）的周长。至端平年问叶观修造堤城之后，潮城的总长度便是：
1170＋550＝1720（丈）
这一规模此后基本固定下来，其间虽有元代至元年间平城之举，但从大德间郡守太中帖里复修堤城以后，历次修建，皆沿宋代故基。
《永乐大典》卷5343引明初《图经志・城池》云：
圣朝平岭南。洪武元年冬，指挥俞辅（按：应为俞良辅）统兵来潮，越四年，因旧基而再兴。内外皆砌以石，高厚坚致。各门外筑瓮城，皆屋其上。为门七：东门、上水门、竹木门、下水门、南门、西门、北门。十年，指挥曹贵扁南门曰镇南，北门曰望京，新创西门曰安定，余皆仍旧。城濠环绕，自南门至金
山后。显然，俞良辅、曹贵在明初修城时，皆“因旧基而再兴”，连城濠等均未作太大的改动。
嘉靖郭春震《潮州府志・地理志》谓：
潮州府……城围一千七百一十九丈，……东跨溪濠，西北抵湖山……宋至和元年筑，庆元间增筑，洪武间筑砌因旧址云。
除了再次强调明初洪武年间外城筑砌“因故址”外，嘉靖志还指出了其时城围长度是1719丈，这一数字更充分地说明了：明代潮州城围的确是沿宋代故址筑砌。（明尺1尺等于0．311米，较宋尺略大，1719丈折合宋尺为1740丈，与宋代城围1720丈相较，误差甚微，可以不计。）
清顺治吴颖《潮州府志・城池乡村考》谓：“潮州府……城围一千七百六十三丈”，“宋至和元年筑，庆元间增筑，洪武间指挥俞良辅辟其西南”。其后，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及光绪《海阳县志》均沿其说，直至今天，不少文章还经常引用，以致俞良辅“辟建潮城”说几成定论。
然而，只要细阅上引明初志籍，比较一下宋、明城围的总长度，“辟建”说之不能成立，其理自明。顺治间潮城虽达1763丈，较宋代长出40多丈，但自宋至明，时间跨度几百年，城墙又经多次修筑，特别是城门设置有过较大改动，加上丈量等因素，因此，总长有些微变化，毫不足怪。与1720多丈的基数相比，上下波动数十丈，尚不足以作为“辟建”的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l、宋代潮州城南北轴的长度为540丈左右；外城围长在1720丈左右。2、上述潮城规模，自宋代至晚清，基本上未有太大变易。
注：
①陈香白、郑锡煌《＜永乐大典＞所辑＜潮州城图＞考略》，载《自然科学史研究》8卷3期，1989年。
②《中国历代度量衡简表》，载《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