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实行“委任制”，县长成为“官瘾”者的“热购商品他们四处活动，公开捐资，暗中行贿，献物纳谷，攀亲结友……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结束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从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这38年中，由于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以及政局的动荡，而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丑闻。
    民国初期，县长曾一度实行“民选制”，至1923年，李烈钧以参谋部部长之衔进驻潮汕，“代行大总统职权”，而废除“民选制”，改用“委任制”。揭阳第一个被委任的县长是周伯初。由于实行“委任制”，使“县长之位”成为当时相互争购的“热销商品”，患有“官瘾”者，便四处活动；公开捐资、暗中行贿、献物纳谷、攀亲结友……花样层出不穷。据《揭阳县志通讯》载：“当时向军酋买官者，继周伯初之后的有林宴林、陈颉龙、姚绍墀、陈实甫、林毓荃、林奇等。”仅民国十四年(1925)这一年，揭阳县便有8任县长先后任职：陈实甫：1925年3月4日离任；谭振声(《揭阳县政府志》载为“谭树声”)：1925年3月5日到任，同年6月26日离任；林毓茎：1925年7月23日到任，同年9月3日离任；林奇：1925年9月4日到任，同年9月6日离任；伍芗梧：1925年9月7日到任，同年10月8日离任；周伯初：1925年10月9日到任，同年11月23日离任；曾靖圣：1925年11月24日到任，同年12月23日离任。
    “一年八任县长”，开创了潮汕“官宦更易史上”之最。在民国这38年历史中，揭阳共有64任县长。其中，任期最长的是谢鹤年(广东高要县人)，他于1931年12月31日到任，至1935年8月30日离任。时间最短的是林奇(本地人)，他于1925年9月4日到任，同年同月6日离任，任期仅3天。
    为何揭阳在民国时期县长更易如此频繁，主要有下列4个原因：
    1、军队参政，军酋指派县长。揭阳乃粤东大邑，自袁世凯、蒋介石篡权之后，至1949年10月揭阳城解放，连年战事，军队出入揭阳甚多，军酋可随意委任县长，如刘从骥(广西马平县人)，周伯初(本地人)，伍芗梧(湖北广济县人)等，都是未经省府批准，直接由军酋委派的。
    2、捐款买官。随着“民选县长”的废除，县长委任大权即落在各地军酋之手，使其成为一种贸易商品。如林宴林(本地人)，花了1万元大洋到汕头向洪兆麟买了个“揭阳县长职”，但任职时间仅有4个月零 6天(1923年10月坞日赴任，翌年2月20日离任)。买官、卖官越多，越加速了县长更易速度。
    3、劣迹败露，县长他调或撤职。1937年正值“七・七”事变，全县群众抗日情绪高涨。然而揭阳县长马炳乾(广东台山县人)却在县府旁辟一暗室，作为每天吸食鸦片之处。不久，被人拍成照片，告到省府。但因马某省府有人，遂将马县长他调。“县长吸毒”一案，至此不了了之；1931年，方德华(广西南宁县人)任揭阳县长后，任用小人，贪污渎职，尤以增加警费，加重盘剥而被邑民告于省府，于同年6月4日被省府撤职(任期仅不足4个月)，离县之日，群众当街抛冥纸“相送”；此外还有梁翰昭(广东新兴县人)、陈暑木(广东澄海县人)、曾靖圣(本地人)等先后也被撤职。
    4、国民党全面崩溃，揭阳县长相继辞职或逃离。1948年9月、10月、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风卷残云之势，先后取得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全面走向崩溃。时揭阳地区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茶，国民党反动派在揭阳的统治势力也开始动摇，武人出身的揭阳县长潘汉逵(湖南酃县人)于1948年 6月6日到任，见政局如此动乱，知道国民党彻底失败已为期不远，遂向省府辞去县长之职，回老家去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见到形势如此严重，决定再次启用清乡、反共老手何宝书(广东东莞人)。何于 1949年5月2日到揭任职。8月1日，中共潮揭丰边县委成立“城市工作组”，着手筹备解放揭阳县城后的接管工作。何此时已无能为力，整日呆坐县府。9月，随胡琏兵团离开揭阳一一这是国民党揭阳县政府的最后一任县长，为期4个月。
    然而，民国时期这64任县长中，也有一部分县长为揭阳人民办了一些好事、实事。如江苏高淳县的施文熙，为官清正，办事认真，工作有方，万人称颂；广东高要县的谢鹤年，任职期间，在揭阳做了不少好事、实事，如筑公路、办学校、建公园、修古迹；广东澄海的陈卓凡，协助周恩来推行新政，支持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筹资办学等。这些，揭阳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