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某年间，潮邑有任县令名叫杨介康，是个治政无方，欺民有术之辈，经常敲诈民家，勒索商贩行铺，故布衣黎庶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话说那年腊月的一天，杨介康借下乡体察民情为名，坐着大轿，带着一班鹰犬攀岭渡江来到招收都达濠埠敲诈勒索各家商铺。有个叫陈成强的濠浦乡(今河浦)人，在达濠埠开一间米铺，店号“谦丰”。斯时，杨介康的魔爪伸进谦丰店里，他装得一本正经说：“下官此来有公务在身，为保社稷平安，造福于民，解水涝旱患之忧，特向各方派款集资兴修水利，各家行商皆须喜捐赞肋，义不容辞!”他要陈成强喜捐五百银元，并即时兑现。
    陈成强对这贪得无厌县令的光临，安的何用心是一清二楚的，哪甘愿将五百银元白白“孝敬”于他?于是婉言拒绝，说生意不景气，连月来赔本亏损，求县尊大人宽恕，高抬贵手……哪知磨破嘴皮，杨介康也不肯作罢。只见他脸一沉，手一挥，那帮衙役似凶神恶煞，如饥狼饿虎似的扑了上来，翻箱倒柜，把当天的营业钱搜刮一空。这还不够，杨介康硬要五百银元捞到手，就定下“刁民作乱”的罪名，下命令逮捕了陈成强，扬言如若银元无如数送到，人不释放!
    谦丰店有个伙计见主人被抓，火速乘船赶到濠浦，把消息报知了陈成强的儿子。陈成强的儿子年庚十八，在村外办了一个“蔗寮”(榨糖加工场)，一听家父无辜被捕，顿即怒火满胸。这时恰好一群乡民挑着甘蔗来蔗寮，七窍生烟的他对乡民喊道：“众乡亲，杨介康抓了我的父亲，敢跟我去抢回来者，给一银元，今晚我还请客!”乡民们早就对贪官怒火满腔，呼之即应，纷纷丢下肩上的蔗担，操起尖担、竹槌，似决了堤的潮水抄近路涌过前径岭，来到县官必经之路――径门岭下的“灯火石”桥边等候。约莫日西沉时分，满载而归的杨介康，前呼后拥出现了。
    “狗官，慢走!”众怒如山倒，吼声震得地裂天坍，一个“打”字凝着愤恨，象疾箭脱弓从陈成强儿子的口里飞出，尖担点点，竹槌闪闪，打得衙役们抱头鼠窜，狼狈不堪。陈成强一下子被乡民撬开枷锁，夺了过来。
    却说那杨介康躲在轿里，吓得手足无措，龟缩一团，宛如筛下之糠直发抖。他被乡民们揪出轿外，拳头脚尖雨点般落在身上，那顶乌纱帽也被人踩在地上。这个平日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杨县令，此时威风扫地，跪在地上如捣蒜般求饶，直到他保证以后不敢为非作歹，并交出了勒索的钱银，乡民们才住了手。
    杨介康回县衙后，表面上不动声色，没有提及这丢人的事，暗地里却在做好准备，等待养好伤，要来个出其不备地缉拿陈成强问罪伏法。而陈成强虽然平安地被乡亲们抢回家，但惊魂甫定，细想：揍打父母官，事情闹得这么大，杨介康是不会放过的，早晚定会大祸临门。他悄悄地上县城，找了一位姓萧的好友商量对策。
    这萧某，是县城商家的头头，有一定的地方势力，且专爱打抱不平，县衙见他如畏虎。当下，萧某听了陈成强的诉说，故意大声说道：“聚众打父母官，国法难容，堪该着罢市!”话犹未了，手下人就传出去，县城到处嚷开：“阿爷吩咐罢市了呀！”顷刻，东西南北门的市场散了摊，全城大小商铺纷纷关闭。潮邑城死一般冷落萧条!
    全城罢市，非同小可。早有衙役飞报杨介康，县令闻之，“啊呀”一声昏厥过去。因为在清朝，有这样的规矩：“文官怕罢市，武官怕扯旗”。罢市，说明地方官治政无德无能，民怒民愤，以示反抗，朝廷要治罪问斩的。难怪杨介康吓得魂飞魄散。    
    商贾要复市，须找商贾头。于是，杨介康不顾病痛，亲自前去找萧某求情。萧某提出了条件：其一，要杨介康写“安民告示”交给他去张贴，叫商贾恢复经商；其二，不准追究陈成强罪责。为了保住乌纱帽和生命，杨介康只得屈从。萧某是个“智多星”，他拿了县太爷的“告示””，并没有去张贴，只藏了起来，为的是恐杨介康日后报复，有了“告示”在手，就好作民众不满贪官而罢市的证据，任凭官司打到那里也不用惊怕。他只是叫人在四门头打了“招呼”，全城的买卖生意霎时间又依旧了。
    萧某这一着，确也厉害，把柄操在他手里，杨介康真如荣茶装饺子――受一肚闷气，既不敢问陈成强的罪，又不敢伺机报复，且从此处处小心翼翼，不敢为所欲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