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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揭阳县治在五华



    最近,广东五华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潮汕史解开了一个大谜团。

    据史载,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将任嚣、赵佗率50万汉军戍守岭南,其后华夏易手,刘氏于公元前206年建立西汉王朝。公元前204年,赵佗绝秦关道,称王建国,开始长达93年的统治。为了强化在与西汉长沙国长期征战中的有利局势和加强对东部的管治,南越国任命汉王朝派遣到南越国当人质的史定为揭阳县令(揭阳何时始置县,有多种说法,一说首置于秦,一说首置于南越,失考),管辖范围包括今潮汕全境、梅县、大埔及福建龙溪、漳浦一带。“南越王胡遣太子婴齐随严助入宿卫,羁史定为揭阳令”(《揭氏姓源源流记》)。这个时间,应在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此后不久,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军出豫章击南越,《史记》载“及越揭阳令定属汉”。又《汉书》载“元鼎六年定公被封为安道候,并赐姓揭、赐名猛”。这就是今日揭姓的来由。

    上面所述简约交代了近年潮汕文史界对古揭阳史研究的成果,解开了关于揭氏源流和潮汕行政建置起源的历史谜团。那么古揭阳的县治究竟设于何处?有学者认为在丰顺,有专家认为在江面,还有澄海说,福建说等等,莫衷一是。

    据郭伟川先生《揭氏族谱探源》考证,“揭猛公后代一直在揭阳繁衍生息,至三十四代震生于唐德宗元年,居潮州揭阳……公、妣传葬揭阳县梅岭界”。以此推测,这个梅岭可能就是古揭阳县治所在的地方,但是“梅岭”今何在?我们推测,该地应位于梅县至汤坑一带。理由如下:因设置揭阳县的主要作用,一是防范北方(岭南以北)的虎视;二是加强对闽越国的戒备。而这一线,正是豫章进入南越国之咽喉,广昌水陆两路皆可通古揭阳。由平远至梅县而至丰顺,在古代,陆路入揭阳境较为便捷(后来汉军平南越,就是从丰良岭南行而至汤坑),著名的人文景观“落汉鸣泉”遗迹就见证了当年这一带曾是人烟聚集之地。

    近年来,五华狮雄山秦汉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上述推测提供了证据。

    狮雄山遗址,位于梅州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西南。狮雄山地处华城盆地东南部,是一座由南北两个山岗组成的卧狮状独立山丘。遗址主要分布在地势较低的南岗。这处遗址是1982年广东省开展全省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开始以为是南越王赵佗所筑“长乐台”遗址,后来,随着考古工作深入开展,特别是2011年对遗址进行第五次调查、勘探和试掘,专家推翻了原来的“长乐台”说,认定该处遗址应是一座宏大的秦汉时期与南越国密切相关的城址。

    我们近几年由于专注于秦汉潮汕史的研究,一直高度关注这处考古的进展。从公布的情况来分析,我们判断该处应为古揭阳县治。为了解开这个历史谜团,也为了印证我们的观点,本月3日,我们一行七八人到五华秦汉遗址考察。

    整个城址面积达5万平方米,分布于南岗经人工修整的四级平台上,包括壕沟1条、建筑基座5处、排水沟3条、陶窑1座、水井1个、灰坑21座、灰沟3条,人工壕沟与天然河道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防御系统;北区的建筑遗址主要有4处,分布于各级台地,为角楼、望楼一类建筑。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瓦当、红烧土、封泥、残铁器和窑前堆积物,可能为手工业作坊区。

    尤其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观看了出土的18枚珍贵的泥封,部分泥封上印有“定H之印”和“定H之函”字样,部分瓦当上印有“定”字样。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在古代,“H”与“揭”通,许慎《说文解字》就说,汉后“揭”字行世,“H”便弃用。这其中的历史内涵已非常明确。

    那么,这处城址是否就是我们苦苦寻觅的古揭阳县治呢?这一点,上面已有充分的理据,基本可以肯定。湖南省考古所所长郭伟民说:这里应该是一个秦汉时期县城的所在,通过它,能够反映从楚到秦再到汉的县治的变迁。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就需要这些极其重要的考古学证据。这比咸阳挖出宫殿遗址还重要,因为大家知道,当时国家的中心就在那里,而在很偏僻的地方,找出帝国大一统形成的考古学证据,意义极其重要。

    狮雄山秦汉遗址还在进行,我们期望着有更重大的考古发现,比如秦汉时期的古墓葬,包括揭氏历代先人的墓葬很有可能就在本区域。很快,我们就能倾听到二千多年前那段揭示潮汕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历史那清亮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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