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传统的乞巧节。又称七夕。神话传说中有牛郎织女这一天鹊桥相会的故事，因此又有人把这一天称为中国的情人节。
　　
　　在广东潮阳的关埠一带，这一天是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另有一番风俗。因为这一天是年届十五岁的男女青年的成人节，俗称“出花园”。另外，这一天又是一年一度的“女儿节”。所有出嫁的女儿，只要父母健在，都要回家探望父母。关于“女儿节”，另有许多趣事，我想另文叙述。这里单说“出花园”的风俗趣事。
　　
　　“出花园”对于年届十五岁的男女青年来说，是他们人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天，他们将最后一次拜别从出生满月起一直保佑他们健康成长的“婆母”。如果他或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那么从这一天起，这个家庭也就不再供奉“婆母”的香炉了。
　　
　　解放后曾有一段时间，“出花园”拜“婆母”的风俗被视为封建迷信活动加以禁止。荣伯是村里的积极分子，自然是不能参与封建迷信活动的。但偏偏那一年他的儿子汉波“出花园”。他想让儿子拜“婆母”，又怕被人知道了影响形象，此事着实让他感到为难。老两口经过商量，决定来个两全之策，让儿子在天亮前稍稍地拜过“婆母”。这样，既让儿子出了“花园”，自己又不失身份。
　　
　　七月间，大暑天，乡间屋窄房小，村里的男人和孩子都到晒谷埕上睡觉去了。半夜刚过，荣伯便蹑手蹑脚地来到埕头叫儿子。好在昨晚知道儿子汉波就睡在靠溪边的地方，因而他很快就来到儿子的身旁，轻轻地掀起汉波为防蚊咬而蒙起来的被单，在儿子的耳边小声地叫道：“汉波，汉波，快快回家关门拜婆母。”孩子白天贪玩，晚上睡得很死，父亲叫了多句，他还没醒过来。做父亲的越叫心越急，嗓门也越叫越高。汉波还未叫醒，倒把与汉波同睡一张草席的族侄白弟弄醒了。白弟倒也识趣，也不声张，佯装睡着。荣伯继续用力去摇汉波。汉波倒是被醒了，却大声地说：“烦死了！要撵我干什么？”荣伯急忙捂住他的嘴，小声地说：“勿嚷，勿嚷！静静回家关门拜婆母。”汉波一嚷，把许多人都给吵醒了。荣伯再捂，动作已慢了半拍。大家不知汉波嚷什么，倒是把荣伯的话听清楚了。从此，“汉波，回家关门拜婆母。”成了村里家喻户晓的一件趣事。
　　
　　“出花园”对于我来说，最难忘的是能穿上了新衣服。因为家贫，“出花园”前，我一直是穿着两位兄长退下来的、补了又补的旧衣服长大的。1963年，我十五岁了，终于有了穿新衣服的机会了。母亲也从年初就开始筹备，卖猪后，第一件事便是为我买来一块灰色的卡琪布。二哥说他的师母会裁缝，去请她缝制工钱会便宜一些。于是便由二哥把布料拿去给师母裁剪。俗话说，量体裁衣。而我的新衣是在我没到场的情况下裁剪的。二哥对师母说，弟弟现在虽小，但今后会长高，必须制作得长一点，宽一点。就因为这两个“一点”，衣服缝制完成后，七月初七拿出来穿时，衣袖和裤腿都卷了三大圈。基本应该算是“裹”而不是“穿”着。拜过“婆母”，就脱下收起，等长大后再穿了。“出花园”穿新衣，内衣也是衣。因此，我“出花园”实际上是穿了一套新的“浴布内衣”。这是母亲用八角钱买了一条潮汕农民最常用的、又粗又疏、红白相间的水布，自己动手剪为两截，缝制成一件无袖上衣和一条短裤，让我“出花园”这天穿着。“出花园”能穿上这套新衣，已经心满意足了。更何况大暑天，穿着也是极凉爽舒服的。因此，尽管家贫不摆宴，我还是欢欢喜喜地和村里的同龄孩子一样“出花园”。“出花园”第一次穿新衣的事，我终生难忘。
　　
　　“出花园”的青年，不但可以穿新衣服，不必干活，更重要的是，这一天他们还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仪式，叫“咬鸡头”。这是他们出生以来第一次独自吃一只完整的公鸡，包括鸡头和鸡脚。因为鸡在独立时，不着地的脚是经常颤抖的，因此大人们说未“出花园”的孩子是不能吃鸡脚的。吃了手便会颤抖，不会写毛笔字。
　　
　　被用来“咬鸡头”的公鸡是不能阉过的。通常情况下，公鸡是舅父家送来的。舅父家同时还要送来一双上了油漆的红屐。其他至亲好友也都会在节前送礼致贺，最普遍的是送来一只自家养的鸭子，也有送四个贴上红纸的鸡蛋的。还有人会送给女孩子一块花布。
　　
　　礼尚往来，乃人之常情。因此，凡当年有孩子“出花园”的家庭，从年初起就要养一大群鸭，以备孩子“出花园”时宴客或回礼之用。对于前来送礼者，除了摆酒宴请外，照例还要送一只或半只熟鸭，以及部分@品作为回礼。
　　
　　交际广或大户人家收礼多，宴客也多。这种乡间的风俗，在突出政治的年代，有时也会被贴上政治的标签来加以批判。京北乡干部阿油兄朋友多，交际广。加上当干部的特殊身份，村民或受他帮助的，或有求于他的，在他儿子“出花园”的时候，都来送礼。刚好赶上“小四清”，于是他就成了工作团用来批判的活典型。说他借儿子“出花园”之机，接受送礼，共收鸭46只，布15块，鸡蛋一大筐。他为此在大会小会检讨多次，还不过关。他感到十分委屈，说这人情账，怎么算得清呢？
　　
　　对于孩子“出花园”，许多父母不但视为责任，更视为一种荣耀。如果有谁不让他办，那会惹出麻烦来的。1966年初，正是政治渐入狂热的时候。我当时虽是个初中生，却已“头壳可温酒”了。我把邻近的几位小学生组织起来，成立读报小组，让他们每天轮流拿着广播筒到屋顶读报。当时的报纸上有大量“破四旧，立四新”的内容，其中有的甚至具体讲到要破除旧风俗，禁止诸如“出花园”之类的活动了。
　　
　　有一天，读报小组中的乌弟忽然不来读报了。我得知后就去乌弟家了解原因，碰到他的父亲淑庭伯。他平时一直待我很好的，这次却怒容满面。冲着我说，“今后不准再叫我家乌弟去读报！”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自己‘出花园’了，可以说大话了。轮到我家乌弟今年‘出花园’，就说要禁止？你爱宣传就自己去宣传，我家乌弟还要‘出花园’。”乌弟不来了，其他家长也对这种宣传很反感，纷纷责骂孩子。迫于家庭压力，读报组的广播筒从此再也不响了。
　　
　　过后，不管上面如何宣传，外面怎么样折腾，乡间七月初七“出花园”的风俗依旧。
　　
　　过去，“出花园”后的男子就算“成丁”了，女子也可谈婚论嫁了。虽然也有个别“抱仔‘出花园’”的现象，但对于乡间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出花园”是条必须遵守的底线。
　　
　　改革开放开放后，我已不在农村了，听说“出花园”的风俗还在继续。“婆母”还要拜，“鸡头”照样咬，但规模和形式随着形势的发展稍有变化。比如，不穿红屐而穿运动鞋了；送礼的不送活鸭而送红包了。七月初七，这里乡间依然很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