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蚕丝业始于秦朝。据史料记载，南越王赵佗为稳定秦在岭南的戍军，曾“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许其万五千人”。这一万五千名负责衣补的女子中，大多善于桑蚕丝织。自此，岭南丝织业有了长足发展。当时粤东称揭阳县，属南海郡，同样有戍卒，岭南丝织业应由此时始。
    宋代以前，蚕丝业在潮州曾有一个兴旺期。这种蚕丝业，不管来自中原地区，还是由古越传播，但肯定和常衮、韩愈、杨嗣复等京官来潮之后的倡导有关。反正潮州曾出产丝绸。可惜，早期潮州的历史文献已消亡殆尽，以致我们今天要了解历史真相，不得不去典籍中寻寻觅觅，沙里淘金，才得以见到片叶零鳞。
    《太平寰宇记》介绍潮州谓“煮海为盐，稻得再熟，蚕亦五收”。《太平寰宇记》乃北宋地理总志，编著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距今已超千年。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早期信息。然而，清初吴颖编纂《潮州府志》，则云潮州“蚕事未兴”，疑《太》书所言有讹。这亦难怪，唐宋以降，潮州的养蚕业已不复当年景象了。
    我们来看看唐代，常衮等京官被贬来潮州之后，便大力“办学校，劝农桑”，倡导先进的教育文化和农耕文化。尤其是韩愈，他于元和十四年(819年)任潮州刺史。在潮州不足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写了祭文五篇，其中三篇内容涉及蚕桑。《祭止雨文》云：“稻既穗矣而雨，不能熟以获也；蚕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岁且尽矣，稻不可以复种，而蚕不可以复育也。农夫桑妇，将无以应赋税、继衣食也。”
    《祭石界文》曰：“淫雨既霁，蚕谷以成，织妇耕男，忻忻■■。”
    《祭城隍文》云：“天地山川，清风时与。白日显行，蚕谷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
    韩愈在这些祭文中，并非泛泛而谈，无的放矢。他之所以再三提及蚕和谷，予以极大关注，在于这两件东西确实关乎百姓的“衣食”，也是潮州社会生产的重点。尽管丝绸绫缎，断非草民蔽体之物，“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是不待言的，但蚕事亦确是百姓赖以谋生的手段，更关乎朝廷赋税。刺史之任，莫大于此。故韩夫子才那样自责，以为淫雨不止，不怨天不怨地不怨神，是刺史失职，希望“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百姓)无辜，惠以福也。”我们相信，韩刺史是真诚的。他亲身体会到，蚕谷在当时，是关乎潮州社会安定、百姓生死的关键。故而，他才那样意殷殷、辞切切。这是潮州产蚕丝明证。
    类似韩愈那样的文章，在此后一千年的潮州，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并非父母官们不像韩愈那样关怀黎庶，而是蚕桑业已在潮州社会渐次淡出，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或许宋代潮州的蚕丝业还有相当的规模，如《太平寰宇记》所言的“蚕亦五收”，可惜我们找不到较为详实的记载。到了明万历五年(1577)陈天资在《东里志》中说：“九邑无绮罗之织，故桑不甚多”。说潮州“桑不甚多”，也许无大错；说“九邑无绮罗之织”，便可一议。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郭春震修《潮州府志》，便在“物产”条中，说明当时产自潮州的布帛有“苎布、葛布、青麻布、黄麻布、蕉布(七县同)、绸绢(出海阳)、天蚕绸(出程乡)、竹布”。除绸绢、大蚕绸用蚕茧抽丝织成外，其余皆为植物纤维布，统称夏布。他还在《田赋志》中，列出一组有趣的数字，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潮州七县(当时仅七县。35年后，陈天资作《东里志》时，普宁澄海已置县，故曰“九邑”)上缴朝廷的蚕丝数。
    除海阳县秋季上缴的军用蓝棉布按价折算成银两外，其余桑丝一律上缴实物，原因是七县皆产蚕丝。而朝廷每年要潮州府上缴约三十斤蚕丝，说明其养蚕业并非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缴纳蚕丝精确到毫厘的程度，是由当年的产量，按一定的税率计算出来的。
    到了清顺治十八年(1661)吴颖修《潮州府志》的时候，潮州的蚕桑业已濒临衰亡，因而桑丝已不再上缴实物，而折成粮食。吴志中说：总计通府官民夏税农桑茶课渔课并虚粮十七万一千七百四十八石二斗九升二合七勺。这十七万一千七百多石稻米，是潮州各县每年上缴赋税的概数。
    潮州究竟种了多少桑树?明清二代有零星的记载，唐宋时期则不清楚，但某些地名可略见端倪。
    桑浦山：居潮州“阴那、桑浦、凤凰、莲花”四山之列，因山上长满桑树，且近韩、榕两江出海口，故名桑浦。康熙潮州知府林杭学修府志，其“海阳山记”曰：桑浦在县西南四十里，高二百丈，围四十五里，势若蜿蜒，产茶，北麓多桑。
    桑田：在潮阳县西部竹山都，今属河溪镇。明景泰四年(1453)在该地设桑田市及桑田巡检司。据《潮阳县地名志》言：该地居榕江出海口西岸，背山面海，因昔年泥沙冲积而成，以沧海桑田之义而命名。笔者则怀疑该地也许和潮州许多地名一样，可以循名责实。如桃山、麻田山、竹山、樟林、龙眼城、杨梅山、葵山、芹菜坑、东瓜坪、葛洲、橡埔、蒌园、棉城、茶园村、枫溪、柘林、白藤坑等，都与特产有关。
    明代《永乐大典》潮字号记载：
    畦桑：本府海阳等四县畦桑地五顷六亩三分五厘，每亩栽桑四十株，计桑二万二百五十四株。
    明初四县已包括整个粤东地区。上述栽桑地，应是官方统计数字。清乾隆二十六年 (1761)，知府周硕重修《潮州府志》，列明全府总田亩为二万七千零八顷三十六亩三分零五毫九丝二忽九微五佥。
    与《永乐大典》开列潮州府畦桑面积对比，乾隆周志公布的桑丝地面积共约六百六十四亩，反而增加了大约一百亩。
    总之，古代潮州曾出产丝绸，尽管说不上“盛产”，但规模还是不小的。
    那么，潮州的养蚕业后来哪里去了?
    明代中期，潮州人口仍大体为五十万左右。宋代的潮州，粮食绰有余裕，至明末还可外输，清初，由于战乱及斥地，潮州人口锐减，总数降至三十万左右。康熙中后期，社会稳定，生产力发展，人口骤增，至乾隆朝，潮州人口已超百万大关，人均耕地约二亩。
    由于人口压力增加，粮食无法自给，只好年年垦荒，向山林要土地，把桑田改成粮田。乾隆八年正月廿九日，广东布政使托庸上奏朝廷：“粤东产米无多，向藉邻省商米接济。”靠商米接济，倘若运输供应不上，或商贩囤积居奇，米价便陡升，引起社会混乱。因之，自乾隆中叶起，清政府才允准商人到暹罗采购大米，同时放宽出境限制，允许向海外移民，以减少人口压力。
    在本土，则采取发展多种经营的方法，以增加经济收入。茶叶、蔬菜、甘蔗、花生、棉麻、烟草及各种加工工业都有较大发展，独蚕丝在粤东大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二十世纪前期，有两部潮州府志，一部为揭阳潘载和著《潮州府志略》，一部为饶宗颐纂编《潮州志》，再没有提及蚕桑。饶志在“布绸纱绣”项，谈及唐时潮阳郡每年贡蕉布十匹。至近代，潮绣仍用程乡之丝。
    程乡由潮州析出之后，梅州于今也已不产丝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