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56年成立潮州民间音乐团为标志，以整理编创传统曲目《抛网捕鱼》(1951年)、《双咬鹅》(1955年)、《粉蝶采花》(1956年)和创作现代题材曲目《庆丰收》(1955年)为代表，潮州音乐已走过解放后50年的发展历程。由于受各个时期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一发展道路是曲折的，有辉煌，也有暗淡。
　　 50年来，潮州音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一)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全国和省、地区艺术汇演并在国际上获奖；九十年代以后又多次参加全国性活动和赴海外演出，潮州音乐已从偏处一隅、默默无闻的民间音乐一跃而成为全国著名的乐种，引起各方面专家和国家级专业文艺团体的关注。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潮州音乐成为“中原音乐文化的遗响”而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二)从五十年代民间音乐团林云波等整理、纪录民间流行的传统潮州大锣鼓套近20首开始，潮州音乐以资料编印和出版物的形式进行搜集、纪录、保存和传播，其中包括具有影响的《潮州民间音乐志》和以五线谱记录的《潮州大锣鼓》。另据《潮州民间音乐志》记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革”前录制的潮州音乐曲目有112首(库存)；解放后至1988年止出版的唱片、卡式录音带共56首。(三)活动形式由过去的游行、闲间、乐馆小合奏发展为舞台艺术形式，并不断丰富和发展演奏的形式和规模，由民间的活动走上艺术殿堂。(四)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人才和创作一批有影响的新曲目。从五十年代开始，民间音乐团就以师带徒的形式举办少年班，使各种流派得以传承，并涌现此后活跃在乐坛上的黄义孝、陈镇锡、杨汉荣、郑国标、杨业成等知名乐手。此外，部分新音乐工作者的参与，也丰富了潮州音乐的发展，如林任平、周天河、吴藏石以及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工作的苏巧筝姐妹、陈天国等。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创作了一批优秀曲目，如《二万五千里长征》(1959)、《庆丰收》》、《山野新歌》(1971)、《银球传友谊》(1974)、《山乡战鼓》(1974)、《强渡乌江》(1975)、《欢庆胜利》(1976)等，在潮州音乐的调式、曲式、鼓介、配器等进行了有效的探索。此外，“庙堂音乐”的出现，丰富了潮乐的品种。
　　 1958年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来潮州考察潮州音乐时指出：“潮州大锣鼓是大众化的音乐，全国像这样的音乐是很少的”。2004年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刘德海在北京举办潮州音乐专场演出时评价潮州音乐是“绿色音乐”，意思是保存着原生态，没有受过污染。这些评价，肯定了潮州音乐的大众化、地方化和民族化，也是潮州音乐的主要特色。因此，几十年来，广大音乐工作者致力于搜集、整理传统曲目和传习传统演奏技艺是正确和必要的。
　　 毋庸置疑，时代在发展，随着现代各种文化娱乐形式的影响，人们的审美趣向也在发生变化，潮州音乐作为舞台艺术的形式无疑也应逐步与之适应。50年来潮州音乐所创作的曲目，正是立足于舞台艺术的形式而得以创新发展；尽管在北京举行的专场演出具有所谓“原汁原味”，但无可否认，在演奏的模式、乐曲的处理、乐器的配置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发展，以达到更高的视听效果。
　　 因此，从发展的要求，潮州音乐决不能停在原有传统的状态(其实传统也包含历代艺人的创造)。从这一要求出发，目前潮州音乐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如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未能为潮州音乐提供发展的理论依据。创作和演奏人才有断层的危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再没有出现具有影响的创作新曲目和演奏人才。在解决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仍缺乏具体办法，一些比赛活动还停留在普及的水平上。此外，“艺人相轻”也制约着事业的发展。
　　 潮州音乐50年的发展，为我们提供很多宝贵的经验，尤其是作为活动的核心力量――潮州民间音乐团，在五、六十年代早期创造很多值得借鉴和继承的经验，主要有：不分门户、流派，团结协作。尽管当时集中很多著名民间艺人，如林云波、陈松、邱猴尚、周才、苏文贤、钟少庭等，但他们团结一致，全心为潮州音乐谋发展；开展搜集、整理、创作活动，大胆探索，开拓思路。《二万五千里长征》组曲的创作和“庙堂音乐”的创立，都体现这一精神；努力培养青少年乐手，使潮州音乐后继有人。新老音乐工作者密切配合，各抒所长。作为当时文化馆干部的吴藏石夫妇，不仅负责乐团的组织工作，还与艺人共同创作，向他们学习，参加演奏，从而也使民间艺人了解和接受新音乐的某些理论，丰富自己。
　　 潮州音乐诞生于潮州这片文化沃土，有着优越的条件，但其发展仍需要人们精心的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