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代是我国社会政局安定，经济繁荣的时期。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广州、泉州这些东南沿海城市这时便跃居为重要的外贸口岸。在已发掘的古代瓷窑遗址中，绝大部分为唐宋时期的产物，反映出东南沿海地区的瓷器业均于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而潮州当时有着丰富的瓷土原料、便利的河道运输和港口运转，眼看着天时、地利一应俱全，潮州人将这两个有利条件结合起来，谋求着发展陶瓷业的新路，潮州窑便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了。

    考古发掘证明，唐宋时期特别是北宋阶段，潮州地区就已形成了以笔架山窑群为中心向四郊辐射的陶瓷生产基地。据《潮州・实业志》载：“北宋潮州城东有水东窑”，《海阳县志・古迹略三》载：“南靖知县郭大鲲墓在笔架山白瓷窑”，有关北宋潮州瓷窑的最早记载，见于南宋《三阳志》(《永乐大典・潮州府》引)：“郡以东，其地曰白瓷窑”。这些都指明了韩江东岸之笔架山是瓷器生产的中心基地。而相传宋代这里有九十九条窑，窑长九丈五尺，民间素有“百窑村”之称。此外，韩江西岸潮州市南郊有洪厝埠和竹园墩窑址，西郊有凤山窑址，且相传凤山古代有窑三十六条，窑长九丈五尺，北郊还有田东园、窑上埠等六处窑址。以上诸窑的一部分创始于唐，均存于北宋。这些窑址，有的是斜坡龙窑，有的是阶梯窑，有的窑长达百米，这就为大规模生产瓷器提供了足够条件。

    在潮州出土的宋代陶瓷器皿和用具上，可以看到一些诸如“李、陈、五、十”等有意刻划的符号和文字。水东窑烧制的白瓷释迦牟尼像，其铭文就有“匠人周明”的字样，这反映当年潮州陶瓷业的生产关系概况：生产基本上属于民间自主经营，所有制是一种合作股份制，窑主与工匠是雇佣关系。这种生产关系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潮州地方陶瓷业的发展。

    从笔架山十余座北宋窑址和大量遗物中可以看出，器物不但有碗、盆、杯、灯、炉等日用瓷，还有人像、佛像、动物等美术瓷。瓷胎纯净细密，胎薄质坚，有白、灰白、灰蓝等色，且火候很高。釉色有白釉、影青釉、青釉、酱褐、黄釉等，釉质晶莹剔透，釉层较薄，但附着力极强。纹饰以划花为主，还有刻花、印花。制作方法上轮制、模制、手制兼而有之。装烧方式也是非常先进的，采用了匣钵叠烧法，再就是试片的顶端留有圆孔，待窑烧到一定火候时可用铁枝钩出来观察窑温，这对于提高瓷器质量和产量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这种工艺至今仍有某些地方在使用，可见当年潮州窑制作瓷器的手段已经非常实用和灵活。

    多种多样的瓷器遗物散落在笔架山古窑址的地表，还有更多的器件埋没在封废的窑里，这些瓷器中，有深目高鼻卷发的洋人头像，作为灯盏的器足，有小巧玲珑的哈巴狗，褐釉骑马像，还有东南亚各国喜欢的“军持”青白瓷器等。这些呈外国格调，无疑是为了迎合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适应各国的订货而制造的。因而从中又可看出当时潮州陶瓷业“外向型”生产的一面，瓷器贸易已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究其原因，首先是宋王朝规定凡外货不用金银铜钱，而代以绢帛、瓷器，这就使潮州陶瓷业如鱼得水，从而有了惊人的发展和进步。其次是宋代闽粤的造船业发达，且北去的泉州和西去的广州都已设立了市舶司，两头都可挂靠以取得合法手续，也可在两头管辖的边区自行贸易。再次是这里有沿海的优势，海港颇具规模，如柘林港、凤岭古港及南澳港，诸多因素促使潮州窑瓷器源源不断地由潮州走向国外。生产的发展促进交通建设，交通建设又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增长，从对潮州窑的观察中可看出，为了原料、产品的运输，宋代潮州在交通方面已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水道的开辟，则是运输量很大的通道，韩江及其支流是当时水运的最大网络，还开通了一些人工河作为有效的补充。这些水陆交通的开发，是宋代宏观经济的需要，为内销和外销的顺利畅通奠定了基础。而后来各区不断发起陶瓷业的新点，如城西的赤岭、枫溪、长美，这些都是笔架山瓷扩散的景象，是生产与建设互为应变的发展轨迹。

    总之，潮州窑及潮州陶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和中外贸易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应为世人所瞩目、所惊叹、所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