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军事家和政治家，翁万达的确不失为潮汕，乃至岭南先贤中事功最为卓著，诗文也最具特色的人物之一。万历朝首辅，大改革家张居正就曾对其作出了世宗朝边臣“仅仅推公(指翁万达)屈一指焉”的评价。《明史》对其推崇尤高：“嘉靖中，边臣行事适机宜，建言中肯寂者，万达称首”。其本传长达3330字(未加标点)，比同朝名相、阁老，如高拱、徐阶等人的传记还长。此后，翁万达一直广被褒扬。或称之为“岭南第一名臣”，或誉之为国之“干城”。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海外潮人的足迹，其威望还远播异邦。如在泰国，他被誉为“英勇大帝”，立庙祭祀竟多达100余处。
　　
　　艰辛的家世
　　
　　翁万达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字仁夫，号东涯，隆庆年间追谥襄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因背疽发作，结束了其叱咤风云的一生。关于隆庆朝的追谥，系依清代张廷玉等所纂修的《明史》翁万达本传。对此，自清代黄宗羲编《明文海》，选人王锡爵的翁万达《神道碑》，将隆庆追谥，刻为襄敏之后，有关文史著述尽依《明文海》，因之近人也都考定《明史》为误。但据饶宗颐先生门人李锐清从东京获得的郭子章《潮中杂纪》卷八艺文志下碑目，王锡爵撰翁万达神道碑条，却明白不过地刻为“襄毅”，全文为“太子少保翁襄毅公神道碑明翰林学士太仓王锡爵撰”。东京本为影印本，字大如指，是万历十三年(1585年)原刊本，时距隆庆元年(1567年)仅18年，应非误刻，据此，笔误似应为黄宗羲的《明文海》而非《明史》。
　　翁万达不像历代多数名流，有较坚实的家庭背景。他既非官宦世家出身，更非将门之后。尽管其家族一直标榜着先世是人闽第7代六兄弟俱登进士的“莆田六桂”，但至翁万达已相隔18代，根本就影响莫及。而从《翁氏族谱》我们可以考知，翁氏的入潮始祖翁雄，是在72岁高龄，妻子许氏已逝世之时，为避战乱，携子举家于明初洪武二年辗转至潮州的。翁雄虽也饱学博洽，谨言慎行，但因中晚年时天下大乱而无意于仕途，自号“秀峰隐土”，以耕读自乐。人潮后，翁雄居于蛇江畔之举登村，置办田产，创下初基，二年后去世。时其子翁保才20岁，四代单传，至翁万达之祖父翁可才育有四子。父翁玉排行第三，号梅斋。至于翁冢之迁入蓬洲所城，那还是在翁万达荣升为兵部尚书，经其奏准四乡居民进住之后。举登、蓬洲均属今汕头市区，嘉靖四十二年以前属揭阳县蛇江都，故《明史》、《揭阳县志》等称翁万达为揭阳人；嘉靖四十二年置澄海县，蛇江都划归澄海，故《潮州耆旧集》、《澄海县志》等又称之为澄
　　海人。
　　据《翁氏举登族谱》所载，翁可为人急公好义，藐视土豪，人称为“义叟”。当时，里正把持公租，巧立名目中饱私囊，还以修祠为名，分摊私派款项。各户敢怒而不敢言。翁可挺身而出，抗交私派。里正恐村人效尤，煽动流氓恶少掠夺其谷物，勒索其钱财。翁可忍无可忍，遂与恶少争斗，但势单力薄，伤而失物，里正更诬其造反，致使翁可被判罪戍边，“持戟从戎”。翁玉为此替父辩冤18年，终获申诉，使翁可归家，但已倾家荡产，无法完成学业。严嵩撰文，徐阶书丹的《梅斋翁公神道碑铭》上也述及此事：“义叟尤嗜书好古，颛颛守善。然义叟鲜兄弟，卒以寡助，i于仇家。公(按：翁玉)生而闳朗，有志问学，为父辩冤，诣吏十又八年，已乃家计窘甚，又连值大丧，不克卒业。”至今，此碑尚屹立于揭阳锡场公路旁。
　　可见，翁万达出身是相当贫寒的。不过，不少有关翁万达的传说又将他说成是出生于打渔人家，并创作出翁万达少年闹海的神话来，那又失实了。事实上，翁家应是个清寒的小知识分子家庭。自翁保以降，子孙均学自庭训，以诗礼传家，只是屡试不第。翁可更是攻书力学，博极群书。翁玉也素以“经术著声”，在为父辩冤而无缘于举业之后，“犹时时诵说经义，授里中子弟”。在讲《中庸》时，对万达严加教诲；上陕西探子，一路自称“寒士”，摒退一切迎送礼节；后又置义田，讲乡约，捐资助赈，恤孤寡贫乏，其事不一。遗作有《思德堂记》，略可见其文墨。翁万达自己也说过：“某一介寒儒，少读父书。”可见，翁玉是个颇为开明的乡村知识分子，对翁万达从小起着良好的影响。
　　翁万达5岁丧母，又值祖父抗私案发，从小就过着清贫艰辛的生活。父亲功名无望，不得不寄意于翁万达，亟望其能光宗耀祖。翁万达登第，封赠仅及父，翁玉则“愀然不乐”；至翁万达任兵部尚书，封赠及于祖父，翁玉才欣喜地说：“足酬吾愿也。”这就足见当年翁玉对万达严加教诲，并且不惜安排其上龙泉岩(位于蓬洲所城北面的桑浦山麓)苦读的良苦用心。翁万达还曾因嗜好“戏渔”而受翁玉的呵叱。但艰辛的生活，逼使翁万达不得不时常参加生产劳动。在给薛中离的信中就说过：“吾素善耕渔。”
　　
　　不平凡的军政生涯
　　
　　翁万达自28岁登进士，从政从军长达26个春秋，而戎马生涯就达16年之久。综观翁万达的军政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从28岁到34岁为户部属吏时期。
　　翁万达中进土后不久，即授户部广西司主事，此后历任广西司员外郎、山东司郎中。这即使说不上是平步青云，却也可算得是稳步仕途了。流传颇广的所谓翁万达登第后长期得不到官职，以至到翰林院看望林大钦受诸翰林所辱，并导致此后斩杀18翰林的轶闻，完全是无稽之谈。在此期间，他查勘悬案，诅抑权贵，督税课兑，陈盐政利弊，赈畿辅饥民，精明练达。诸如豪强侵夺官地商税，阻挠漕运河道等等，都逃不出他的严正惩处。虽因此备受诽谤，他依然“略不为动”，秉公执法，诸豪强“毋敢挠其令”，因此“以廉法著称”
　　二、从35岁到43岁为梧守、征南副使、参政时期。
　　嘉靖十三年(1533年)，35岁的翁万达出任梧州知府。梧州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地方，加以边防要地，师旅众多，确非易治。但在翁万达的整治下，各族相安，足用省费。治梧4年，声绩大著，被誉为“治行第一”。这期间，咸宁侯仇鸾镇两广，纵悍卒横行。翁万达勇于保民，不惮权贵，断然拘缚其为首分子十余人，严加杖责，并投之于狱，炙手可热的仇鸾也无奈其何。自此，翁万达声名藉藉，远近尽知了。
　　就在他39岁那年，安南莫登庸篡位称制，反叛明王朝，世宗命
　　兵部尚书毛伯温等率领大军南征。翁万达被任命为广西征南副使，襄理军务，开始步人军旅生涯。这一役，翁万达立下奇功，崭露头角。他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先平定与莫登庸互为呼应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诛杀了土官李寰、韦应、赵楷诸酋，抚黄朝，擒卢回，磔公丁，招降黄贤相，使莫登庸势孤力弱，震慑乞降，一举而弭内外忧患，充分表现了其富权谋，敏机变的军事才能。
　　三、从44岁至51岁为川、陕巡抚，宣、大总督，人掌本兵时期。
　　这个时期，可说是翁万达青云直上，大舒其蕴蓄的峥嵘岁月。由于安南一役受知于明世宗，所以步步荣升，由四川按察使、陕西布政使，一跃而为右副都御史(明设都察院，专司察劾，为首官员称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监察御史均为副职)，巡抚陕西，不久又被擢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偏、保军务，这就是所谓三边大总制。最后还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这中间，还曾半载两迁，真可谓恩遇特隆。
　　他练达夷情，深谙边务。在他指挥之下，明军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漂亮仗：铁裹门鏖兵，鹁鸽峪血战，阳和退顽敌，曹家庄大捷。这些都充分显示其深谋远虑，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
　　他嫉奸锄暴，料敌如神。宣府总兵部永，副总兵姜爽，多年来与豪宗恶少，盘居城中，以至多方盘剥，欲壑难填，致万军茹苦。对此，翁万达毅然上书进行弹劾，直至罢其官，撤其职。大同和川王府奉国将军充灼一伙，通敌谋反，约为内应，充当汉奸。翁万达发觉后，一面秘密地按名捕获反者，一面发兵埋伏于各关隘，等待如约进犯的敌兵，终大获全胜。
　　他知人善任，惜才恤卒，因而每每“得士死力”。史载，翁万达常执小卒手谈心，幕客常数十人。张达、张凤、王邦直辈，都为之感奋，誓以死报。即大将周尚文之健斗，也有赖于翁万达的驾驭得法。如滴水崖之役，“既严檄之，复趣援之”，真是恩威具得。明代文学家唐荆川(唐顺之)说他“用三败将立奇功”，就是他这种大将风度的生动写照。
　　为此，他威震边关，气慑敌胆。滴水崖之战，董D、江瀚、唐臣、张准等战死；周尚文率万骑激战于曹家庄，斩敌首，搴敌旗，苦战三天，十万敌军仍恃众据险不退。于是，翁万达躬擐甲胄，亲自率领参将姜应熊等提兵四千驰赴。刚好西南风大作，翁万达令兵士索车数百，拖着树木，顺风鼓噪，扬沙蔽天，敌军见状惊喊：“翁太师(时敌方称明朝大官员为太师)至矣!”于是连夜解围遁逃。诸将乘势追击，连打几个大胜仗，这是以少胜多的一个战例，后人评价很高。清代大埔人林达泉在《上丁日昌中丞书》中就说：“虽李成梁之守辽东，戚南塘(戚继光)之守蓟门，曾无以过也。”
　　翁万达督边六载，主要对手是蒙古鞑靼部的俺答汗。其时，俺答虽“势方张，控弦数十万”，但总不敢大规模进犯。边关一度出现了升平景象。唐荆川《塞下曲赠翁东涯侍郎总制》诗云：
　　湟川冰尽水泱泱，堡堡人家唤莳秧。
　　田中每得鸟兽骨，云是胡王旧猎场。
　　昔日胡王的猎场，今已成为我方的良田了。应该说，这才是翁万达督边的实质效果。
　　四、从52岁至55岁为丁忧、起复、罢官时期。
　　曹家庄一役，翁万达亲自临阵督师，以少胜多，威名慑敌。明世宗闻讯，立即授予其兵部尚书之职。不久，又召其回京“入掌本兵”，主持兵部大事。
　　象珥碉弓矢百卢，千官立杖听传呼。
　　忽看宣府翁兵部，百万人中一丈夫。
　　正当翁万达壮志满怀，准备进一步大展宏图之际，不幸传来乃父逝世的噩耗，遂于嘉靖二十八年年底匆匆南归奔丧。按明制，大臣遇丧事，可守丧三年，称“终制(终三年之制)”或“终丧(终三年之丧)”。可是，翁万达一离开边关，俺答即无所顾忌地兴兵犯境。在翁万达归里的第二年七月，大同失守，京畿震动。明世宗焦急之下，顾不得什么终制不终制了。他急急诏万达返抵边关，掌其督抚重任。万达因丧期未满，又加之背疽发作，所以匆忙修书，派义子翁从云携带《乞恩陈情终制疏》上京，请求皇上怜其“父死未葬，情极悲苦”，“待三年服阕而后起用”。翁从云至河间府地界遇盗，不幸失落了表疏；尚未抵京，而俺答已从古北口，“溃墙南下，直薄都城”。对此，清代顺德人冯奉初说得好：“使公犹任事，何致敌骑横行若此哉?”明世宗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又连下两道金牌，催促翁万达起程。万达既感激于“特恩”，更“愤北虏之骄狂”，故虽父丧未葬，且背疽剧发，还是奋不顾身，登时就道，并命侄儿翁思远带《题知起程疏》先行赴京。赶至山东，翁万达又接获有关复兵部尚书的手诏，益切感奋，“扶病就道，昼夜兼行”。但是，由于翁万达家处“岭海极南之地，去京万里，虽间道兼程，犹必历四十一日”才抵京到鸿胪寺报到。
　　明世宗对翁万达“忧则夺情，急则召复”，恩遇不可谓不厚。王慎中有诗云：
　　光辉道路传宣急，一夕锋车八九催。
　　帝眷真如天左右，一程程报夏卿来。
　　对此描述得颇为真切。但刚愎自用的明世宗，稍不称意，即“朝登坛而夕夺符”，而且，就在他急于等待万达抵京之时，平素已为翁万达的严毅刚方所激恼的权奸严嵩，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向皇上密奏，大肆非难万达，说什么万达“盘桓久顿，未知至日”；“谋武盈朝，何必翁某?”仇鸾则更是“衔宿怨，谗言构于帝”，使万达被降职派往边关，经略紫荆诸关。
　　越年，翁万达因背疽发作，故乘“京察”，呈上《再辞免重任恳乞陈情疏》，直言：“臣闻夺情起复前代如张九龄，我朝如杨溥者，皆负一时之望。”“臣实非其伦比，岂足以付陛下特达之知，佐安攘之绩?”请求皇上“怜臣微恳，收回成命”。终引起明世宗的反感，遂免其职。接着又以翁万达的《谢疏》有讹字为由，竟将其“削籍为民”。于是，翁万达“冒暑买车，微服就道，人亦不知其曾为尚书”。明世宗亲佞臣，远贤人，终至自毁干城，令人扼腕!
　　嘉靖三十一年，55岁的翁万达约同友人抵闽游武夷山，途经三河，被当地山川形胜所吸引，顺便为自己选择了墓地。在福建清流县途中，背疽疾发，急忙回归，至上杭县，不幸于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卒于舟中。此前，明世宗又感到防边重任非万达莫属，于是年农历十月十三日颁诏，第三次起复其为兵部尚书。但惜已太迟了。翁万达卒后二日遗体运抵家乡，又四日诏命才临门。《明史》说其“未闻命而先卒”，即指此。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必要辩明的问题，就是民间一直流传着“翁万达错斩18翰林，天葬三河坝”的谰言。翁万达身膺重任，两军对垒，怎么会要18个文弱的翰林去当解粮官?动用18个翰林，皇上、阁臣又怎么能糊糊涂涂地同意?斩杀了18个翰林，翰林院必为之一空，这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怎么找不到任何官方记载?遍查史籍，倒是《明史•张璁传》有一点影子：
　　嘉靖六年，璁拜学士，诸翰林耻之，不与并列，璁深恨。及侍读汪佃讲《洪范》不称旨，帝令外补。璁乃自请讲读以下量才外补。改官及罢黜二十二人。诸庶吉士皆除部属及知县，自是翰苑为空。
　　显然，与诸翰林过不去的原来是张璁。张璁原为大学士参与朝廷重要机务，也曾做过诸如打击勋戚，清理勋田的一些好事，但为人狠毒，善于钻营。因疏请嘉靖帝行大礼，加称嘉靖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兴献皇帝、生母兴献王妃为皇太后尊号，而受到嘉靖宠用，并赐名孚敬。后又打击排挤首辅杨一清，擢升为首辅。这么一个善于逢迎而又毒辣的权臣，虽与诸翰林为敌，一朝得意，也不外是将翰林们或降职，或罢官，并不敢斩杀一个。栽赃者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了。
　　关于翁万达罢官、起复以至逝于旅途各节，其莆田姻亲邹守愚所撰《翁公万达行状》及其《墓志铭》(薛应脐撰)、《神道碑》(王锡爵撰)上都说得十分清楚。后人无端生造出什么翁万达错斩十八翰林，惧帝加罪，藏于棺内，终至在三河坝遇暴雨被沙土堵住气孔，活活闷死于棺木之中的传说，不仅是无稽之谈，而且是对翁万达的诬陷和丑化。
　　谋国靖邦的真知灼见
　　
　　作为一代重要军事家，翁万达的确有其过人的军事才华，或者说，有其较具科学的进步的军事思想。由于他“片言每系当世之安危，决庙堂之得失，断袍泽之功过，定旦夕之祸福”，所以，他“每一疏人，上辄抚几听之”，足见明世宗对这位统帅的倚重之情。从占其遗著半数以上的奏疏中，我们不难看到其谋国靖邦、抚夷制虏的真知灼见。综而述之，主要有三：
　　一日严边备。翁万达认为，只有“饬边备，整军实”，才能“御强暴而绝觊觎”，所以一再提醒部下：“彼者来亦备，不来亦备”；“遇雨及天阴之时，尤须戒严”。他特别强调要“谨侦候，明赏罚”。一发觉擅离哨位者，“归辄缚”，因而没有敢“离次者”。他在《集众论、酌时宜以图安边疏》中，对如何饬边备，整军实提出了八大措施：谨防秋、并兵力、重责成、量征调、实边堡、明出塞、计供亿、省财用。
　　根据他的筹划，每防秋，都严格按布防计划分布兵力，严申号令。他号令森严，职责分明：总兵官不许择地拥兵自卫，务要往来调度，注重经常操练，振扬兵威；防秋之兵，步军登城住宿，日夜巡防；马军挨墙列营，联络声势。如果由于疏于防守，以致敌兵侵入，则要查明地界，追究责任，按失陷城堡之律治罪；如果遇敌自分彼此，观望、推避，不立即赴援，那么，不论主兵还是客兵，一律治罪。对军队的给养问题，他也一直当作大事亲自筹措，并为此在边关实行军屯制度，所谓“塞下兵即塞下人”。如大同修边墙时，围进原敌占区四万余顷，即分给各边堡耕作，他也注意到武器的配备问题。在《置造火器疏》中，他对各种火炮的性能、数量说得十分清楚，并指出这是“夷狄所绝无，亦其所骇慑者”，要求工部速增拨铅铁、硝磺，以供其尽快督造。
　　在上述八大措施中，“并兵力”一项，更独具灼见。他认为大同与偏头关一带外边城为山西藩篱。山西宁雁一带800里内边城在大同之南。大同有备，则山西可保无虞；大同失守，则山西内边城数万弱兵又奈强虏何?所以力主撤去内边之兵，合力以守大同。这既省费节劳，又能聚全力以守要塞。他的这一策略，得到山西巡抚杨守谦等的支持，也已得到皇上的“嘉纳”。但是，新任山西巡抚孙继鲁“未尝入境”，即大唱反调，说“重关为可恃，人心为可安”，并以私信相恫吓，使山西将领意存观望，举棋不定，几误边计。翁万达为此两次上疏，力主原议。他引证了守边的实践经验，说明数年来因“大同幸不溃防，山西始有宁宇”的道理，明确指出守大同，也就是守山西；而兼设内边，则只有疲师糜饷。孙继鲁也上疏抗争，甚至声言不撤原议，则“罢臣无误边事”。这就激怒了明世宗，他怒责孙继鲁“腾私书，引往事，议君上”，并逮之于狱。不久，孙继鲁病死狱中。孙为人耿介，所至以“清节”闻，与翁万达交谊甚笃，防边事有不同主张，引起争议，这本属正常之事，不料世宗一下子就置之于死地，翁万达不禁深为痛惜，特写了一篇《祭孙松山(即孙继鲁)文》，一面表示哀悼之情，一面又对并守大同一事再次表达了“不能苟同于公”的决心。由于翁万达坚持了这一正确主张，使每年减少了六七万内边戍卒，节省了六七十万军饷。
　　二日修边城。在整饬边备的过程中，翁万达特别重视边城的修筑。他说：“山川之险，险与虏共也；垣堑之险，险为我专也”；“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堑，则寡可敌众，弱可制强”。在他的努力下，前后两次修边城二段共千余里。他先奏准修筑大同以东至宣府以西一段200里。当时预算为29万两银子，限87天完成。由于翁万达临财不苟，精于治事，结果节省了9万余两，并以51天提前竣工。接着，他又奏准修筑大同以西，宣府以东边城共800里。在修边城的过程中，“万达精心计，善钩校，墙堞近远，壕堑深广，曲尽其宜”。这样，不但敌人不敢轻易进犯，而且，边城之内，士卒也得以有空暇从事耕牧，从而节省了大量军费。当然，翁万达为此是付出了巨大心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每一构思，鬓发为白”。
　　在翁万达看来，有了边城，并不就等于可以高枕无忧。他严肃指出：“险而不设，与无险同；墙而不守，与无墙同”；“防秋之兵，所以必带甲而登墙，列营而待敌者”。与此同时，他很重视边城的保护维修。他说：“遇有墙垣倒塌，壕堑淤浅，即时修补。”并提出将地界及维修事宜分段刻石，以明确各部职守，以求永不淤、塌，从而可望“内外之险全，而中国之势壮也”。
　　三日重优抚。这是翁万达军事思想中最为精辟的一个方面。如果说，重优抚这一谋略使得翁万达在军事上获得出奇制胜的主动权，毋宁说，重优抚在政治上带来的历史作用则更是不可低估。它在客观上无疑有利于民族的团结、融合，无疑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尽管这一客观效果在当年翁万达脑中还是相当模糊的，甚或是非其始料所及的。
　　在长期的南征北战中，翁万达始终坚持“重纳降，轻杀伐”。早在他任广西副使，参与讨伐莫登庸的战役中，他就上书兵部尚书毛伯温，说：“揖让而告成功，上策也；慑之以不敢不从，中策也；芟夷绝灭终为下策。，田并审时度势，提出宜以中策取胜。毛伯温采用了翁万达的计策，传檄安南臣民，怵以“天朝兵威”，使莫登庸震惧，遣使到翁万达处哀词乞降。毛伯温“纳其图籍”，报准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并以莫登庸为都统使，正所谓“不发一矢而安南定”。
　　在宣、大总督任上，翁万达更针对以往“首功赏重，招来赏轻”，以至敌方归降的人也常常被杀以邀功，使想归附的北人“南望号泣，不敢近塞”的情况，提出了“严杀降禁、违辄抵死”的禁令，并颁布了招降赏格，以至“得降人抚之如所亲，以是益知敌情”。”当年，唐荆川即对此大加颂扬，诗赠翁万达：“得一胡儿如爱子”，并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边关上胡汉相通的情景：“边人大牛能胡语，胡骑年来亦汉装。”可以看到，胡汉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积极的通贡互市的主张
　　
　　如前所述，明世宗对翁万达的倚重几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正如《明史》所说：“万达更事久，帝深倚之，所说无不从。”然而却独有一事，一直“与帝意左”，那就是在对待俺答请求通贡互市的问题上。
　　所谓通贡互市，就是蒙古族首领接受明王朝的封号，按规定向明王朝进奉贡物，然后由明王朝按贡品多少给予蒙古首领的酬赏，这就是翁万达在奏疏中所指出的，“获贡则利归其长”。故也称封贡。在通贡的前提下，双方设定场所，在明朝官吏监督下，由蒙古首领按定数派若干贡使，并按规定时间、物品进行货易货的贸易交往，以互通有无。
　　实际上，这种贸易交换活动，早在明初就已开始了。它对蒙汉两族人民都是有好处的。到明世宗嘉靖年间，鞑靼部的俺答汗继小王子之后成为蒙古族最为强大的一支。就如翁万达所说：“俺答，夷狄之雄者，并西虏，吞海寇”，“又以兵临朵颜，挟宁福”，横行北方四五十年。但是由于蒙古的鞑靼、瓦刺各部，互不相属，各部之内，又分成许多各自为政的小股势力，争夺激烈，就是俺答这样的雄者，也无法凝聚各部，形成真正可以问鼎中原的力量，所以对明王朝一直存在畏慑心理，从而一直选择求贡之路，以避免因交战而受到的损失，并通过通贡来获取比战争所获还要多的物质利益。
　　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及其属下阿不孩派遣使者石天爵向大同巡抚史道请求通贡，但惜朝议不纳；第二年，俺答再次派石天爵等抵大同求贡。时巡抚已换为龙大有。龙大有竟将石天爵缚献于朝廷，并胡说是用计诱擒的。明世宗信以为真，一面将龙大有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一面将石天爵磔于市。俺答盛怒之下，联络各部大举进犯，深入太原以南。龙大有虽终被罢官，但蒙汉却也绝信使五年。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和阿不孩又派使者到大同左卫求贡，又为边将家丁董宝杀之邀功。尽管如此，俺答仍未放弃通贡希望，于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又再而三地请求通贡，但都得不到允纳。
　　在俺答三番两次要求明王朝通贡互市的过程中，作为统率三边的封疆大臣翁万达，一直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一方面，他以高度的警惕性，提出“臣谬典封疆，所知者惟战与守而已，贡亦备，不贡也备，时时戒严，俾无可乘之隙”。另一方面，他本着民族和解的愿望，一再上书明世宗，剖析俺答求贡的诚意，力主接纳其通贡互市之请。查看翁万达的遗著，关于“夷人求贡”这一专题，至少有一议三疏，另还有“虏中走回人口”三疏。如在嘉靖二十五年的《虏中走回人口疏》中，他痛切淋漓地说：“迩年石天爵之事，大失夷心，横挑巨衅。臣每痛恨当时边臣区划之失策。”今复“讲和求贡”，即不许，“犹当善其辞说，遣之使还”，“诱而杀之，此何理也?”坚决提请速诛董宝等人，并出榜于边塞，示朝廷德意，解俺答蓄怨。可惜明世宗一直听不进翁万达的正确主张，拒不接纳俺答通贡互市之请求，甚且在二十七年还怒责翁万达重提求贡之事，于是通贡之议乃息，以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翁万达南归奔丧之后，乃有俺答溃大同，直逼京师的“庚戌之变”。
　　明世宗为什么一再拒绝俺答求贡呢?我们知道，世宗在位45年，在明王朝中仅次于神宗。他15岁由兴献王人京即位。执政伊始，即革除了武宗朝的一些弊政，倒也有一些作为。但随着大权在握，他就逐渐作威作福，刚愎自用。对蒙汉敌我力量的对比，他更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估计，而是盲目自信。出于所谓天朝上国的高傲心理，他自然没有把俺答放在眼里，也自然不会支持翁万达的纳贡主张。中晚期，他任用奸相严嵩。严嵩只知仰承世宗鼻息，当然也不会支持翁万达的纳贡之议。
　　明世宗的另一位内阁首辅夏言也是个盛气凌人，好大喜功的权臣。他当时正热衷于与陕西总督曾铣谋复河套，当然也不是翁万达纳贡主张的支持者。嘉靖二十六年，曾铣提出复套之议，实则是夏言主其谋，世宗也已是溺其说。翁万达却冷静地对待这一严峻的形势。他在《复河套议》一文中，详尽地分析了河套的历史，客观地权衡了敌我双方的利弊，深刻地指出，套地落入敌手，已40多年，胡人据以为家，不离住、牧，当不轻易放弃；而我方塞下喘息未定，边卒疮痍，疲于奔命，故虽“有当复之理，而无可乘之机；多必奋之志，而鲜万全之算”，故不宜“横挑强寇，以事非常”。在翁万达看来，胡人在套地安居乐业，既难强夺，也不宜无端挑起战事。这正体现了他知己知彼，深识远虑，也体现了他力促蒙汉相安，力主纳贡的一贯思想，是符合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为此，他还修书告诫夏言，不可轻易发兵。但夏言不听劝阻，终于兵败失事，与曾铣同被诛于西市。对此，朝野无不佩服翁万达之有先见。然而，善于护短的明世宗却不会为此而接受教训，以至转而接受纳贡之议。
　　尽管翁万达纳贡互市的主张一直未能得到明世宗的首肯而不能付诸施行，但这一正确的主张与其“重优抚”的战略思想一样却有着极其积极的历史意义。这是在当时应该而且能够实施的积极的民族政策。可喜的是，翁万达的这一卓识为此后的张居正、高拱辈所接受。就在他去世20年后的隆庆五年(1571年)，张居正、高拱在内阁力排众议，力主纳贡，使明王朝与俺答部通贡互市的关系得以确立，使北疆“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将蒙汉两族融合、团结的进程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能诗善文的儒将
　　
　　翁万达从小勤勉好学，天资聪颖，“五岁能诵书，比长，文日工，咽。《明史》赞其“通古今，操笔顷刻万言””。披阅他那丰富的遗著，我们不难看到，翁万达的确是博学敏思，才气纵横，能诗善文的一代儒将。
　　首先，作为诗人，翁万达平生并未刻意为诗。他登第后20多年天南地北，戎马倥偬，忙碌、紧张、履危蹈险，正如他在《自述》诗中所说，“退公开口难成笑，但看床头翻战图”。公务之余，还要翻看作战地图，考虑作战计划，哪有时间去从事“绮丽之文”，去锤字炼句。所以，翁万达留下来的诗作并不多。现在能到的有85首，原附录于翁万达生前自己编定的书信集《稽愆集》。30年代，潮州翁辉东将其名为《稽愆诗》，并将其与唐朝翁承赞的《画锦堂诗)40多首合辑为《唐明二翁诗集》印行。另见于贵阳人陈田的《明诗纪事》者3首，合共88首。余则散佚。
　　由于翁万达长期肩挑南北边防重任，足迹遍及大漠穷塞，炎檄蛮方，身经惊涛骇浪，血火硝烟，经历丰富，眼界开阔，其悲欢离合之情，发而为诗，尽管不事雕饰，却也使人感到境界宽阔雄浑，内容丰实，情真意切。与同时代一些泥古自高，内容空泛，形式僵化的作品相比，翁万达的这些篇什，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和艺术鉴赏价值的。明代后七子之一，唐宋派古文家唐顺之曾写了《塞下曲赠翁东涯侍郎总制》诗18首。对此赠诗，翁万达也曾回书说：“佳什遥寄，诵之铿然，当一字一拜也。”表示钦佩之至。唐顺之主张为文“应直抒胸臆，如写家书”，“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曾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第一等好诗”。无疑，这些文学主张对翁万达是有深刻影响的。试看其《枳儿岭》一诗：
　　枳儿岭上烟火微，枳儿岭下行人稀。
　　长风卷树叶飞落，道是将军射虎归。
　　这是翁万达行军丰门，组织力士射杀猛虎一事的艺术概括，写来自
　　然流畅，明白如话，却又意境真切，饶有气势，与唐顺之的诗歌风格
　　如出一辙。
　　翁万达的诗，从内容划分有行边拒虏，思乡怀旧，写景抒情，借古咏怀等几类题材。其中尤以行边拒虏的边塞诗为多。如《朔州道》：
　　柳枝侵夏意仍怯，山麓出泉寒不流。
　　我已十年穿虎窟，地今四月尚狐裘。
　　思乡路远频挥泪，报主身轻何所忧。
　　不惜千里求死士，雕戈直向古丰州。
　　朔州是明军辕门驻地，气候寒冷，形势严峻，诗人思乡挥泪，但为报君国，所想到的是募求英才，直捣俺答的中心领地。诗的意境开阔，感情真挚，语言洗炼。又如《季夏驻云中》：
　　云中六月凉如水，塞上千营重似山，
　　缚虏难将神草结，供军须是血蚨还。
　　青林猎火秋声近，粉堞悲笳暮色间。
　　闻道黄河将饮马，诸君何以镇秦关?
　　云中就是大同，是翁万达的重点防区。诗中一派塞上风物：六月犹寒，千营林立；青林猎火，粉堞悲笳。胡人的骑兵即将饮马黄河了，将士们务必以“结草缚虏”、“血蚨钱还”的精神，群策群力，镇守秦关。看，边塞的特有景象何其鲜明，战前的紧张氛围何其浓烈，而诗人的心声又何其深邃。
　　思乡怀故是翁万达诗作中又一重要题材。这类题材，同样不事雕琢，而娓娓道来，却又情感真挚。如《有怀蛇浦诸乡朋》诗，诗人在描述了烽烟滚滚，风沙阵阵的燕甸边塞之后，直抒心声地说：“却恨当年别，临歧不我留。”似埋怨，似嗔怪，又似后悔。怀旧之情，抒发得十分深刻。其他有思念老父幼儿的，有牵挂弟妹侄儿的，有怀念旧交知己的，还有缅怀他幼年的读书处龙泉岩的，都写得十分真切。在《夜发指阳和道忆净儿因念家君及先太府君属情弟侄怆焉有怀》组诗中，有一首很值得一读：
　　宦族骄狂羞杀人，愁闻弟侄好肥轻。
　　岂思陵谷犹能改，况复箕裘愧此生。
　　鬼瞰高明应不爽，人非刻苦竟何成。
　　作书万里遥相寄，涕泣叮咛冀尔听。
　　对骄狂的弟侄辈的痛切教育，万里寄意，涕泣叮咛，以至引用陵谷变迁的成语，鬼瞰高明的俗谚谆谆告诫，真可谓“垂泪道之，流血挞之”，的确用心良苦。这就是在今天，也有着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
　　翁万达的写景诗，不论北国风光，还是南疆丽景，都很有特色。如南征期间的《同张静锋诸公泊舟登钟鸣洞得钟字(二首)》诗“船锁暮云喧聚缆，石鸣空洞叩悬钟”句；《平南张别驾携酒约冯次江使君同游思鹅洞舟(二首)》诗“依樯日暮歌声动，灯火何妨归路迟”句；北战期间的《感雪》诗“龙漠平看银海阔，虎贲初罢玉关还”句，以及晚年游武夷山写的《崇安》诗“长路悠悠云树隔，沧江寂寂鱼龙沉”等等，都不失为佳句。而《蓬辣滩》一诗，意境尤为深远，令人玩味无穷：
　　滩高水急吼素秋，雷风动地舟人愁。
　　东去潮阳沧海接，应看此水作平流。
　　诗写的是韩江上流的一个险滩，“滩高水急”，常令船夫发愁。但在诗人眼中，只不过是东出沧海途中的一股“平流”。诗人依题落笔，描述结合，明白晓畅，但其含意却十分耐人寻味。
　　此外，翁万达还写了一些怀古诗，其中也有不失借古讽今的佳句，如《汨罗》诗中的“佞臣有口自纵横”，“身葬江鱼悲楚客”，“剩有幽兰杂芳芷”等句，就是诗人愤懑情绪的抒发。当然，由于翁万达成年累月处于紧张的战斗环境，无暇顾及朝政的是非，也不屑于去正面抨击庙堂的阴暗面，这应是翁万达诗作的局限性。
　　必须指出，翁万达的才情，除映现于其诗作外，主要的还表现在他的大量的文学著述。他遗著丰赡，文体充备，生前自己就编定了书札集《稽衍集》；逝世后，他的好友兼亲家邹守愚将他所写的序、碑、记、议、论、说、疏、书、传、墓表、墓志铭、祭文编定为《东涯集》，凡17卷。其中篇幅最大的是奏疏，有10卷之多。《东涯集》最初的刻本为嘉靖乙卯邹刻本，此后多次重刻。
　　翁万达的文集一问世，即备受推崇。同时代人曹忭说他“一言关百世之利害，片词定顷刻之安危”；又说他“奏对边事，陈说虏情，料敌如神，立言指掌”。郑纲也说他“学闻至道，文率性成，笔引千钧，心雄万变”。清代冯奉初更赞其文章是“经世之文，非小儒所能及”。近代翁辉东则说他虽然不在意于“以文显”，但他“机括谟猷，淋漓经史，动见功绩，著成文章，即日用刺札，亦见负奇气而为奇文”。现代林建翰对其更是推重，说是“武驱熊虎，既著摧锋接刃之功；复文起麟凤，衍韩海苏潮之壮。”历代所有这些评价，都足证翁万达的文章影响所及的确颇为深远。
　　翁万达的著作，不仅对研究翁万达本人的道德学问和勋业有着重要的价值，而且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至民族关系史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例如他在《广西乡试录序》和《山西乡试录序》两文中，不但提出了自己对科举考试的看法，认为士人不应“徒以文学议论哗然相杂”，而应“敦尚本实，温雅博大，通达治体，忠i有气质，敢于任事，不龌龊进退与时浮沉相上下”，而且提供了两组数据：嘉靖甲午，广西乡试参加士子1000多人，中举55人；嘉靖丙午，山西乡试参加士子2000多人，中举65人，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文化教育史上的可靠材料。
　　在哲学思想上，他服膺姚江学派，虽未正式拜师于王阳明，但其讲究心性之学的言论与王门的入室弟子薛中离等基本是一致的。当然，翁万达由于长期致身于军政界的上层，他的学术思想明显有经世致用的实践倾向，重视外在事物，强调“以身殉国”、“束发行义，没齿令终”。
　　明清以降，直至近代，翁万达是一直备受推崇的。惜建国后，不论是在全国，还是在岭南，都对其研究极少。近十数载，才从潮汕地区开始，逐步形成了对翁万达的探研热潮。报刊上刊登的论文和文史小品自己不少，而且还为其创作了长篇小说和电视剧本，整理了民间故事，编演了地方戏剧。1992年底，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翁万达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作为潮汕历史文献丛编之一的《翁万达集》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把翁万达的研究工作推上了一个高峰，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经庄义友、庄义青两位先生的数年努力，又完成了翁万达诗文(66篇、首)的选注工作。这一选注本赶在1998年7月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也可算得是为翁万达诞辰500周年所献上的一份厚礼。
　　
　　
　　附：翁万达童年的传说
　　翁万达出生于明代揭阳蛇江都的一个滨海渔村，父亲以打鱼为生。小时候，他常随父亲出海。那沙滩上五颜六色的贝壳，那汹涌澎湃的波涛，那上下一色的海天，那抛网捕鱼的动人情景，常常令他流连忘返。可是，他每次出海，渔船都空舱而回；他一留在岸上，渔船就满载而归。日子一久，渔夫们就深感事非偶然。抓不到鱼，不都是这小子带来的晦气吗?于是众人一齐要挟他父亲不得再带他出海。
　　一天，风和日丽，正是大好渔汛，可几十只渔船，竟抓不到一条小鱼。渔夫们众口一声，纷纷指斥不该又让小万达出海。父亲再三发誓说，万达根本就没有上船，不然，愿叫万达喂鱼鳖。话音未落，一个渔夫跳过船去打开船舱板盖，舱底即露出了小万达睡得正香的红脸蛋。在众人的斥责声中，父亲一气之下，将万达倒提两
　　脚，往大海里狠狠抛去……。
　　大海溅起巨大水花，不知是在怒吼还是在叹息。父亲捶胸顿足，但已后悔莫及，只好拖着瘫软了的双腿，满脸泪痕地回到家里。母亲见状，忙问个究竟，父亲抽泣着诉说了经过。母亲听罢，止不住呵呵大笑，说：“你准是给海浪颠晕了头吧?孩子在床上正睡着呢!”父亲一听，三步并作两步，进屋一看，嗨!小万达真的正在床上作着好梦呢。原来，万达一落水，就忙煞了虾兵蟹将。众水族赶忙将这位未来统帅扶出水面，一溜烟送往翁家。
　　父亲看着床上熟睡的小万达，脑瓜里不禁翻腾开啦：“这孩子看来决不是一般人物，长大必成大器。想必他一下海，鱼儿呀，虾儿呀，就都得远远回避。这哪里是什么晦气?”为避免是非，翁家不久就迁往举登村。
　　迁居之后，父亲为使万达专心致志勤读书史，特为他安排了一个幽静去处，让他上龙泉岩潜修苦读。
　　小万达在上龙泉岩途中，要跳过一道小山沟，颇感费劲。他便到附近土地庙中，将刻着“土地之位”的石碑抬去垫脚。谁知当晚土地爷即向父亲托梦，诉说受不了翁兵部的沉重足力。第二天，父亲向万达问明原委，一面暗自惊异，一面责怪万达不该亵渎神祗。
　　万达受了严训，口虽唯唯，心却大为忿懑。为解受斥之怨，他径往土地庙中，将土地爷像套上稻草绳，似真非假地说：“你竟敢向家父告状，今即罚你到北口外去充军!”当时，小万达只是为了出出气，谁知这未来元帅的一道“军令”，竟真个将鲍江土地发配到三关之地，当了一名老兵。
　　几十年后，翁万达因屡立战功，升任为三边大总制。一天，督师修整长城，见一老兵，留着山羊胡子，也在工地上抬石头，不禁前往问讯。老兵说：“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呵，您就不记得我这鲍江土地了?”翁万达恍然大悟，暗想当年儿时一句戏言，竟害得这土地被贬边关数十秋，心里着实过意不去，有意成全了他。这土地爷倒也乖巧，借着一次强敌压境，对阵之时，驱使一只老虎为翁万达擎大旗，吓退敌兵，立下战功。于是，翁万达论功行赏，将土地爷送回D江，并擢升为一都城隍，享尽民间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