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件
1960年11月4日上午，潮阳县人民法院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11月1日签发的特急绝密件，核准对潮阳县金浦公社化工厂技术员郑兆梓投毒一案的死刑判决，并命令在10天内就地执行。
法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第二天执行枪决。按照惯例，在执行前向罪犯宣读判决书；同时，向县委第一书记通报，并附带请示行刑地点，要在往常城郊东山广场还是到罪犯家乡金浦公社以扩大影响，请书记决定。
在县城东北隅广汕公路南侧，隐约可见到一堵两三层楼高没有窗口的暗灰色高墙，高墙下角开着一个不显眼的小门，起着像医院“太平门”一样的功能。高墙西边是北门街，南面与县政府大院毗邻，这是原国民党设在潮阳的大牢。里面有东西南北中等囚室，牢内老虎凳、火盆、柴鹅等各种刑具齐全，被称为“十八层地狱”。现在，那些刑具不用了，但囚室职能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在房子两侧设置了两排双层总铺，每间可容五六十个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各色各样犯人。但像郑兆梓这样带着脚镣手铐的重犯才有两个。
晌午时分，拖着脚镣带着手铐的郑兆梓，从牢房被狱警带到审讯室，当他听完法院审判员区鲤向他宣布死刑判决书并要他签名时，他悲愤交集。自两月前汕头中级法院终审判决死刑后，他向省法院和最高法院连续上诉，直陈在酷刑之下逼供诱供的真相，相信神州自有青天在。如今彻底绝望，知道上当，不但坚持拒绝签名，反在判决书下面奋笔疾书：
“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潮阳公安局侦查不实，贪功欺上，屈打成招，诬杀善良，狗官不如；潮阳检察院不负检察之责，不检不察，诬告无辜，惨无人道；潮阳法院区鲤判案不明，屈杀无辜，残酷至极……”写毕即把判决书掷向法官区鲤，并高喊要向全国人民呼冤，“让人民来惩治你们这批猪官狗官……”区鲤见状惊慌失措，从座上跑下来对他拳打脚踢。郑兆梓强忍疼痛，仍然破口大骂。区鲤又叫“狱头”和狱中犯人，对兆梓进行围殴，直打到他喊不出声，奄奄一息……
疑点
当天下午，在广州参加完重要会议的潮阳县委第一书记方思远，坐着墨绿色的小吉普车，经过5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刚刚进入县委大院，工作人员便报告说：法院同志有要事等着请示。
在县委书记办公室，潮阳法院周副院长送上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投毒案犯执行死刑判决的绝密件请他签阅，并确定明天的刑场地点。
文件很简单，只有几行字，属通知性质的例行公事，作为第一书记按往常一样签名知道此事便行了，可是这次没有立即签。他顺便问副院长：
“这个投毒案是什么性质？”“反革命投毒。”“郑兆梓是什么出身？”“本人学生，家庭下中农。”“有没有与敌特勾结？他与金浦人民有没有血海深仇？”“没有，都没有。”“那他为什么要投毒？毒死多少人？”“……”副院长无言以答。方思远令他立即把整个案卷送来办公室。
当晚，县委书记不顾旅途的疲劳，详细翻阅了一页页的案卷，反复推敲，发现不少疑点、矛盾和破绽，也找不出罪犯故意投毒动机的可靠材料，而投毒（砒霜）是被判极刑的关键。方思远出生于
揭阳榕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知名的儒医。他从小耳濡目染，从父亲那里学得一些医术，懂得医药知识，能辨别一些药物性能。在潮揭丰边区打游击时，常替队伍中患病的同志开方找药。对于砒霜剧毒的药性，他十分清楚，服用过量会使消化道和血管破裂，造成七孔流血死亡；量少还可配合其他药物治病。但从档案记录材料看来，受害者中毒表现多为呕吐和下泻，没有人死亡，此症状并非砒霜独有。虽然案犯自供投毒，但言词情节多处未合情理，恐别有隐情。想到这里，一贯刚直不阿，处事一丝不苟的县委书记觉得事有蹊跷，感到责任重大，人命关天，草率不得，决定召开有关人员会议，请示上级准许暂缓执行死刑，重新调查，找出真相。
电报
第二天上午，潮阳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主要负责人和办案组成员被召集到县委会议室，分管政法、监察的县委书记陈宏也应邀参加。县委第一书记方思远刚把阅卷发现的若干疑点提出请大家重新考虑时便遭到办案组的强烈反对。“我们经过半年多深入调查取证，物证、人证、供词等原始记录俱全，我看不出还有什么疑点。”第一个发言的是公安局刑侦股长范龙，态度不冷不热，但语气十分强硬。
“此案经三审六问，罪证确凿，罪犯也供认不讳，事实俱在，再查也没什么新东西。”法院审判员区鲤、检察院检察员邢蜂同声附和。
主抓此案的法院副院长的语调较为“平和”，用貌似劝告实为警告的口气说：“案件按合法手续逐级上报并经最高法院核准，已成定局。我县只有执行的责任，没有翻案权利，如逾期不执行，谁都担待不起，会影响乌纱帽。”
“乌纱帽！”对方思远来说，简直是平淡如水。自1938年秘密宣誓参加共产党那一天起，便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有殚精竭虑做好革命工作，遑论什么“乌纱帽”。如今是人命关天，不能草菅，绝不能有任何丝毫差错。他一再陈述理由，请求刀下留人，报告上级批准重新审判。
会场一阵沉默。
一直在静听发言的分管政法监察工作的县委书记陈宏打破了沉默，他用十分形象的语言说：“砍头不像割韭菜，割后还会长新苗，更不像齐天大圣，头被砍下来还会长新头，所以要十分慎重；退一步说，郑兆梓是笼底鸡，即使复查后维持原判，还可再杀，跑不了。”
又是一阵沉默。会议支持重审者少，反对和沉默不表态者多。第一书记要求政法部门起草书面意见上报，也没人支持。紧急会议毫无结果。
眼看期限紧迫，不容拖延，方思远只好自己起草电文，亲自到邮局拍发。终于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同意延期执行，重新调查上报。
重托
对于这件人命关天的大案，县委第一书记方思远立即召开分管政法、监察的书记陈宏和公检法主要负责人会议，重新组建专案组。法院蔡宗旺（庭长）、公安局周勤杰（股长）和检察院检察员陈六3个年轻人临危受命挑重担。在专案组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方思远语重心长地说：“要秉公执法，为庶民用权，排除干扰，摆脱窠臼，把疑点查个水落石出，找出真凶！”
得悉专案组新人选名字之后，一贯自恃资历老、经验丰富、办案“权威”的原专案组范龙、区鲤冷笑着说：“看你们几个腋窝下几条毛我们都一清二楚，有什么道行（办法）查出新东西？！”
但蔡宗旺等人不负重托。他们在县委书记有力的支持下，调阅了足足有一尺多厚的案卷和原始记录，不放过每个有疑点和矛盾的细节；多次到监狱提审死刑犯郑兆梓，得到了许多在上报案卷中没有记录的新情况和新佐证。特别是郑兆梓在汕头中院判决死刑后的多次具体详细翻供文字，在上报的案卷中一篇也没有找到，终于对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有了一幅线条粗疏的草图……
春风
1932年，郑兆梓生于潮阳县金浦乡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年丧父，靠在泰国打工的胞兄寄钱维持生活和就学。1949年夏天，他在潮阳六都中学毕业后便在家乡当民办教师，并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且对化学领域情有独钟，被金浦公社选任化工厂技术员。
1960年初春，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凸显，粮食不足，物资匮乏。郑兆梓找来《土法生产丛书》，根据金浦公社普遍出产地瓜磨粉之后产生的大量副产品―――“茨膏水”作原料，参考外地经验，制成葡萄糖液和生产饼食的重要原料化学米糖（土名麦生）。这种利用本地资源、土法上马、技术革新的产品，成本很低，可说是“一本万利”，成为公社、大队的摇钱树。县里有关方面即在这里召开现场会议，各地来参加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而郑兆梓呢，虽然事业一路春风，在一片赞扬声中感到有点踌躇满志，但他想得更多的是觉得多年来的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开始体现了人生对国家、对社会、对乡亲的真正价值，憧憬着在这个令他眷恋令他难忘的岗位上献出他更多的才华……。可是，就在这时，一只巨大的魔掌正在他背后缓慢伸来。
横祸
1960年3月19日，对郑兆梓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黑色日子。这天上午，他正跟往常一样准备到化工厂上班。一个不速之客―――县公安局刑侦股长范龙便踏进门来，用不冷不热的口吻通知说：“临时有急事，请你同到公社开会商议。”可一出村子不远，范龙便亮出手铐，径直把他押进潮阳公安局。
当天，在刑侦股审讯室，一幕只有在某些电影、戏剧或在此后十年“文革”中才能见到的逼供刑罚活剧，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上演。刑侦股长开门见山地提问：“郑兆梓，你知道为什么叫你到公安局来？”
“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要在米糖中投毒？”“我没投毒，更不知什么毒。”郑兆梓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禁大吃一惊。
“不要那么嘴硬，还是老实交代才有出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郑兆梓一阵沉默。他想起这“投毒”两字，只有解放初期参加斗争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特务时才派上用场，怎能与自己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和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沾上边呢？他百思莫得一解，还是沉默以对。
等得不耐烦的范龙把桌子一拍，起身对郑兆梓拳打脚踢，用几乎咆哮的声音嚷着：“你私藏砷石（砒霜）还敢抵赖！”
郑兆梓从小在母爱的家庭成长，27年来第一次受到这么严重的刑罚和羞辱，阵阵剧痛使他喘不过气，脑际嗡嗡作响，思绪十分混乱。但“砒霜”二字又使他断断续续闪现出两年前的一幕幕情景：
1958年，郑兆梓在家乡三堡大队的土化肥厂当技术员时，发现蝗虫为害，急需农药解救农作物。大队党支部书记要他设法寻找砒霜试制农药。郑兆梓即到汕头化工厂找好友周光，拿回一小包（约50克）砒霜。他小心翼翼地再包上一层白纸，并写上“砒霜”二字，放在大队土化肥厂暂寄存他家的化验橱顶面。不久，大队土化肥厂改为公社化工厂，农药试制停止进行，那包砒霜仍原封不动存放在化验橱上……想到这里，郑兆梓即把情况如实告诉范龙。范龙如获至宝，认为缺口打开，初战告捷，这种拳脚结“硕果”是他多年行之有效的经验，应继续加大力度，才能抓到沉底的大鱼。此时，已过子夜，他也有点疲劳，需要休息，交代在场的部下，一天24小时分三班“车轮战”，人休审讯不休，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示范
第二天，经过通宵的疲劳战术，毫无所获。这时，喝饱睡足之后的范龙，精神抖擞，又亲自督阵。他十分自负，笃信没有撬不开的嘴。他没有过分责备下属的无能，要亲自作出示范：
“郑兆梓，你是怎样投毒？”
郑兆梓强忍一身伤痛，微张十分疲惫的眼皮，摇了摇头，没有出声。“好！你不说，给你点新滋味！”他拔出短枪，用枪托往郑兆梓两肋用力敲击，用枪口猛戳胸部背部，直至郑兆梓倒地弯腰抽搐口吐鲜血才住手……当郑兆梓从昏迷中稍为清醒时，范龙见他仍然不说，又用皮靴往带着镣铐的手腕猛踩，见左腕骨折断，血流如注不省人事才收脚。就这样经过6天6夜的摧残，郑兆梓已经4次吐血4次昏迷，原来健壮的身躯已变得奄奄一息，还是没有范龙想要得到的口供。
诱供
第七天，范龙突然换了一副“慈善”的嘴脸对兆梓说：“你家有老母妻儿，你如果有良心，就应好好坦白，现在未经法院审理，交代好了，我可放你回家和家人团聚。”又说：“老弟，我向来是说话算数的。如果你交代了将来没从宽，你尽可来找我。我这是对你的挽救呀！”他还举了最近县里一宗纵火烧屋案坦白交代轻判的案例。
郑兆梓虽然看出这是黄鼠狼向鸡拜年，但经几昼夜的摧残，体无完肤，很难支撑，如果再加拷打必死无疑。“现死驳赊死。”在这种九死一生的处境下，只要能与家人见面团聚就不顾那么多了。于是，他按照刑侦股长需要的口径，虚构如何受汕头化工厂好友周光的指使，如何在配料中下砒霜等具体细节。范龙看后还要他加上作案动机，如何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等事例……
供词到手，范龙等人认为大功告成，立即由法院开庭，正式审理梅花农场96人食物中毒案，人证物证俱在，罪犯供认不讳，宣布死刑判决。这时，郑兆梓才知上当受骗，但为时已晚。回到监房，他痛不欲生，咬破右食指，写下血书，分别留给老母和妻子，说“有戴天冤情，被潮阳公安屈打成招”，“对母亲27年养育之恩今生无以为报，只待来世”，要“妻子孝养慈亲，抚育子女成人”……
真相
复查专案组蔡宗旺（法院）、陈六（检察）和周勤杰（公安）看到从郑兆梓妻子保存的这份血书，感到字字泪血，句句令人心酸。从拷打逼出来的供词也有不少明显的漏洞：“七分火柴盒的三分之一砒霜，分五次投于化学米糖原料粉糕900多斤中”，再复制米糖方几十万块，其砷（砒霜）含量极微，不可能造成中毒。但市场上，确有人吃了用金浦化工厂米糖制成的饼食后呕吐中毒，除梅花农场工人外，还有一些人吃后拉肚子。究竟毒从何来？他们经过细致调查，追踪米糖生产材料的源头，找到问题的症结是在原料供应困难的情况下，采用了潮阳化工厂生产的土硫酸。土硫酸和国家科学机械生产的硫酸质量相差悬殊，杂质多，且含砷（砒霜）量大大超标。他们经过反复试验论证，并派专人把郑兆梓所在的金浦化工厂生产的另一批米糖送公安部专家进行科学鉴定，得出结论：是原材料含砷，不属人为投毒。至此真相大白，“真凶”终于出现。
1963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潮阳的复查报告，重新复核全部材料，宣告郑兆梓无罪释放。
潮阳县公安、检察、法院联合在案发地郑兆梓的家乡召开群众大会平反，向郑兆梓赔礼道歉。制造冤案的范龙、区鲤、邢蜂只在内部受到批评。
尾声
3年之后，1966年初冬，“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浪潮也翻滚到潮阳。一夜之间，范龙等人便成为“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向“走资派”开火。在军管的支持下，他们派人到广州，把早已调到暨南大学当党委副书记的方思远秘密抓到潮阳批斗。但因此举不得人心，又慑于广大群众的舆论，只由少数人偷偷进行，一天换一个地方，以防走漏风声。批斗“走资派”方思远与审郑兆梓的方法异曲同工，都是嘴巴和拳脚。10天下来，方思远已被折磨得遍体肿痛。但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方思远被群众保护到
揭阳他的老家养伤。“文革”结束后任华南师范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正厅级）。2002年3月4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2岁。
“文革”期间，原专案组3人都升官，范龙被提为县公安局副局长，后瘫痪病死。区鲤为法院副院长，后得癌症死亡。邢蜂任海门镇委书记，带头破“四旧”，用炸药爆破著名莲花山风景区的天然莲花石，结果只炸去一小片，整体仍岿然不动。邢蜂疑有神佛保护，触犯神灵，寝食不安，数天后不明病因骤死，村民说是“报应”。郑兆梓，出狱后恢复工作，在中学任教，现离休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