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聚落的选址和建造都是以“风水”为依据的。“风水学”首先提倡聚居，如（《发微论》）就言住家如四边旷野，不见人烟，或山地独居，总不吉利。从外在社会环境而言，南迁入潮的各宗族之间，宗族和土著之间，经常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冲突；加之明以后沿海倭寇的袭扰与战乱，迫使潮人不得不沿用祖先建造“坞壁”的方式，在潮汕兴建外有沟渠寨墙环绕、内有碉楼望塔守卫的封闭式“围寨”以保护族人。清人张海珊在《聚民论》中所言“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即指潮汕建寨聚居的风俗。
    一个潮汕围寨就是一个如“坞壁”般的独立自足的大聚落。如建于北宋的象埔寨就是一个总面积超过2.5万平米的巨大方寨，里面有三街六巷，如里坊般地排列着72座府第，仿佛是一个缩小了的古城。建于明代的龙湖寨占地达1.5平方公里，古称东枕韩江，南环沧海，烟庐万井，民物殷盛，而为海滨沃区，在明代全盛时聚居的人数以十万计。被誉为“海国干城”的鸥汀寨，是一个有溪池和水田环绕的占地十几万平米的巨寨，该寨被郑成功攻破后，被屠人数据说多达6万。可见，汉晋时代“一宗将万室，烟火相接，比屋面居”的“坞壁”在潮汕得以重现。
    “围寨”的建造先会从环境的角度考虑，比如在“蟹地”，最宜建八卦形的围寨，“鼎”地宜建圆形寨，“蛇”地也会考虑建椭圆形寨，“虎地”一般会盖成方形寨等等。总之，要依地理形势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力求和环境的统一合拍。在有山的地方，会利用山岳作为靠山，以远峰作为朝向，采取坐实朝空、负阴抱阳布局；在近水的地方，会利用“水龙”作为护卫，因“风水学”认为“人身之血以气而行，山水之气以水而运”，“平洋地阳盛阴衰，只要四面水绕归流一处，以水为龙脉，以水为护卫”（《地理五诀》），采取“坐空朝满”的形式。
    依照这些原则，近水的村寨往往随溪流而婉转，“以水为护卫”形成了各种形状的村寨。如汕头潮阳区的沙陇镇，西南为大南山，东北面为练江的入海处，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村寨多面向西南远山，取“坐空朝满”的格局。又因区内水道交错，村寨顺着“水龙”而设，建于“虎地”的东里寨就是一个四面有溪流沟渠的方寨；溪尾寨因地处龙溪溪尾而得名，龙溪在这里环绕成一鼎圆形的“鼎地”，溪尾寨就建在上面成为一个四面环水的圆寨，寨内的巷道首尾相接成圆形，民居厝屋随巷而转，因而被称为“浮水莲花”；沙陇南部的葫芦寨，因溪河环绕成葫芦状，寨墙也筑成葫芦状而得名。
    又如靠近榕江的潮阳关埠上仓村，由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结成“品”字的吴、林、曾三寨组成，并各以溪流为龙脉形成了不同形状的围寨，其中处于“品”字上方的吴氏老寨，是一个典型的圆寨。元代末年，吴氏先祖清江公从江西抚州来此地创乡，见此地是“鼎”开地，遂以溪流为护卫建成一俗称“玉带围腰”的圆寨与之相配，并在东西各修二桥与外相接。处于“品”字下端的林氏和曾氏宗族，也依溪流的走向各自建成了方形寨。
    有些村寨往往还特意在寨前开挖月牙形或半圆形的人工池以蓄水，因“风水学”认为“塘之蓄水，足以荫地脉，养真气”（清林牧《阳宅会心集》）。水是财富的象征，“前逢池沼，富贵之家，左右环抱有情，堆金积玉”（《水龙经》）。这一池清水是一村的“财库”，“财气”随着流水源源而来，再顾盼面去。清澈的水面倒映着远处的山峰和村边的榕树，娟然如拭：一到夏日，清风徐来，村童和鸭子在池中嬉戏，极具诗意与美感。这样村因水而秀，人因水而“智”（孔子：“仁者东山，智者乐水”），而水臭则人愚且多破耗，这种说法不是迷信，而是从文化禁忌的角度居住环境保护起来，也蕴含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本意识。
    寨门之外，常见一桥翼然，是为出入通途。为避免路桥直冲，寨门一般侧身旁开，并设有“玄关”，寨门墙角上供着土地神，本地称“伯公”，上面常有设枪眼望孔的更楼。小桥附近，有小庙扼守水口，以固一村“元气”。寨门附近，有被称为“成树”（或称“神树”）的大榕树，潮俗有“前榕后竹”之说，因大榕树代表事业有“成”，故多种于村前，而“竹”因与“得”同音（即方言发音），故多种于村后。这样，“前榕后竹”就成了“前成后得”了。它们当然不可乱砍乱伐，潮汕因而能留住不少千年古树。
    经过窄小的寨门之后，空间就突然开阔起来，前面是阔大的广场式阳埕，这是村中的多功能场所，有时白天晒谷，晚上演戏，大祭时摆满了供桌就成了祭拜的场所。它的正后方就是以大宗祠为中心的府第式民居了。
    潮汕围寨除保持了汉晋时代的“坞壁”的特征外，和唐代的邸园“别业”也有些相似。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辋川图卷》（北宋郭忠恕和元代商琦都有临本存世，分别藏于西雅图美术馆和日本圣福寺。）是描绘他隐居的地方――陕西蓝田辋川别墅，画中的山庄背山面水，沟渠环抱，寨墙环绕，里面错落有致的府第和亭台楼阁，前面可通舟楫的池塘，两边连接外面的小桥……这一切，潮汕围寨的影子依稀可见。